“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学习的表率，刻苦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

    1986年7月，杨选春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入伍来到靶场，从事武器系统总体专业。为了尽快掌握导弹科研试验技术知识，他白天到阵地、进厂房熟悉兵器状况，晚上加班加点学习专业理论，困了就洗把脸提提神，饿了就啃方便面充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坚持自学了《导弹制导技术》、《复合式多模制导》、《导弹发射火控系统》、《计算机仿真系统》和《导弹弹体结构》等一系列专业教材，撰写了8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区老高工虚心请教，并向西工大、航天二院等导弹领域内的多名专家发出多封求教信件。每次出差，他总要到书店、图书馆查阅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武器装备新知识。业余时间，他经常是一整天都“泡”在厂房和车间里学习钻研。起初，厂方一些专家怕技术“外流”，不愿介绍一些关键技术，让他多次吃了“闭门羹”。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利用一切时机向专家请教，甚至连工人师傅他也都虚心求教。厂方技术人员被他强烈的求知欲望所感动，逐渐向他开放了“禁区”，一个老专家还专门利用节假日，在家中为他“开小灶”。经过努力，杨选春很快将自己的学识融入到科研试验工作中，逐步成为一名技术骨干。

    1993年9月，他通过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空军工程学院研究生班，主攻制导与仿真专业。面对来之不易的机遇，杨选春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课堂上，他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主动向教员请教；课下，利用休息时间，向教员“挖”知识、取“真经”，教员的办公室、宿舍成了他的第二课堂。在进修的两年里，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整天沉浸在资料堆里，与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相伴。就是凭着这股“钻劲”，杨选春两年时间学完了别人三年要学的课程，同时还自修了与本专业相关的其它十几门课程。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杨选春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全部的专业课程。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他的论文《某型靶弹控制系统优化设计》的初稿通过了指导老师的初步评审，可以说已经算是准毕业生了。但是杨选春感到，仅通过课堂和资料中所得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论文必须与科研试验相结合，才能有更高的质量。为此，他先后两次返回部队，与科技人员一起深入阵地和厂房，参加试验任务，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在实践中检验了论文的可行性，不断修正自己的设计思路，不仅使论文质量大大提高，而且还解决了兵器设备存在的几个潜在问题。他的论文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共产党员就是要做时代先锋，瞄准科技发展前沿，勇于开拓创新。”

    1996年10月，某型靶弹在试验过程中出现了中途掉高、过载等幅振荡和弹道大幅度摆动等难题，性能一直达不到设计指标要求，严重影响着靶场武器研制试验的进程。杨选春主动请缨，要揽这个“瓷器活”。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他卷上铺盖，带上干粮，住到了厂房里，一心“扑”在了靶弹研制上。为了得到第一手数据，他逐个元件测试，逐个电路板分析参数。仅各种测量数据就记录了一大本。借助平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他利用优化控制理论，重新设计某型靶弹控制系统，优选了系统各项参数，终于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从而使得该型靶弹圆满完成了空军新引进某型装备的研练靶试任务，受到空军首长的表扬。在场的俄罗斯专家竖起大拇指说：“第一，比我们好！”。此项成果当年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年7月，某型地空导弹射击超低空目标再次失利。工业部门多方努力，都没有找出失利的原因所在。如果不能尽快攻克这个难题，该型导弹不仅不能定型，很有可能会导致武器研制中途“夭折”，国家前期投入数亿元的研制经费、生产厂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十几年的心血就将白白浪费。杨选春临危受命，接下了这副重担。他暗暗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攻克这个技术难题。在厂房和阵地上，他一边参加试验任务，一边收集第一手资料；回到办公室，他伏案挑灯夜战，废寝忘食地分析计算。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对武器系统性能的反复研究，他发现了原制导控制系统稳定性不够的问题，大胆地提出了提高制导精度的新设计思路。

    翻开杨选春从军报国的历史，处处都留下了他瞄准“打赢”目标、攻克科技难关的身影。

    1996年，对某型靶弹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了技术改造意见，解决了某型靶弹飞行过程中过载等幅振荡。
  
    1997年，成功分析了某型导弹03批抽检任务中一发导弹失控原因，为厂家挽回了数百万元损失。

    2000年，创造性地完成了多种兵器拦截巡航导弹的方案设计。  

    2001年，撰写了《某型导弹拦截某型靶弹试验实施方案》，完成了该靶弹的研制和数字仿真系统。

    2002年，解决了某型导弹超低空镜像干扰问题。

    ……，……
  
    在与导弹打交道的十几年中，先后组织指导技术人员拟制了30多个型号的试验方案，为试验圆满成功提供了可靠保证；撰写了《某型导弹首套产品验证性试验报告》、《某型靶弹总体技术报告》等60多万字的科技论文；为靶场培养了十几名中青年科技骨干。

    “共产党员就是要有钢铁般的意志，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毫不畏惧，迎难而上。”

    2000年 4月，空军在二区进行“兰剑-1”新战法研练任务。任务规模大，技术新，要求高，涉及到许多全新课题和领域。为确保任务完成，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杨选春同志，带领技术人员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连续几个月奋战在一线。由于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他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但为了完成任务，他硬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在试验任务一线。就在任务快结束时，他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被送进了驻地医院进行治疗。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医院未拿出确诊结果，但感到病情非常严重，要求他要严格卧床休息。杨选春一心想着科研试验，经常背着医生，悄悄返回单位，询问他负责的科研项目。由于病情加重，杨选春被送到了北京，住进了空军总医院。很快，诊断结果出来了：杨选春患的是胰腺胰岛瘤。这种病发病率极低，千万分之三的比例，不仅罕见，而且难治，患上这种病的人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病魔，给他判了“死刑”，余下的时光只能以日计算了。

    住院期间，他先后做过两次大型手术，腹部创伤长度达20多公分，缝了30多针，长时间的化疗，皮肤起泡溃烂了，头发也几乎掉光了，体重下降到40公斤。再到后来，他已经无法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的音符随时都会终止。但他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是强忍病痛，抓紧治疗间隙的点滴时间，继续他的科研工作。每次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就着急地叫妻子把公文包拿来，妻子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说：“你都这样了，还想着你的工作。”他说:“我还有几个数字没有算出来，会误事的！”。妻子劝不住他，只好拿给他。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输液，左手扎着针头，右手还在不停地计算。护士看到后，几次制止他，他总是抬头一笑：“这不是挺好的吗？打针工作两不误。”在两个月的住院期间，他研究了某型导弹在试验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难题，为完成某型武器系统定型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杨选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院给他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要家属准备“后事”。区首长来到医院看望杨选春。他用颤抖的手拿出厚厚的一摞稿纸，艰难地说：“谢谢首长来看我，这是上次试验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也很可能是我最后的科技报告，请首长帮我带回部队去，或许对科研试验任务会起到一点作用。”区首长感动地说：“你不能再这么拼命了，我命令你停止所有的工作，专心养病。”他说：“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我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我的课题，争取再多计算一个数据，多解决一个问题，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心愿。”当问到他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时，他提了三点“遗言”：第一，请求组织免去副所长职务，让比他更年轻的同志担任；第二，某型导弹试验的失利，估计是控制系统有问题，请求组织人员研究攻关；第三，这里用药太贵，给部队增添负担，要求现在就返回部队，吃中药试试。部队官兵听说了杨选春的事迹以后，深受感动。大家通过打电话、写信、发短信等方式关心他的病情，许多同志到北京出差，都专程去医院看望他，一些单位的官兵还自发的为他捐款捐物，主动上门为他的家庭排忧解难。

    杨选春的坚强意志和敬业精神不仅感动了部队官兵，也打动了医务人员。在得到区领导、本人和他的家属同意后，医院专家冒着巨大的风险给他用了正在试验、尚未正式批准生产的新药“肿瘤坏死因子”，力争挽回一线生机。奇迹出现了，经过多方的不懈努力，靠着杨选春顽强的毅力，他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先是恢复了饮食，后来还能下床走动了。为了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在杨选春的强烈要求下，他返回驻地医院观察治疗。在医生和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他主动要求回单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从家走到单位，他经常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但他咬牙坚持。同志们既敬佩，又心疼，劝他保重身体多休息，单位领导也照顾他，对他的工作不做具体安排。但他说：“是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以百倍的热情回报组织的恩情，我要回到我热爱的科研事业中，尽我最大的努力，为科技事业做贡献。”在某型导弹研制的关键阶段，他得知部队要派人到上海参与攻关，考虑到自己是该武器系统的专家，对该型导弹技术难题又做了长期的研究和思考，他不顾身体虚弱，主动要求参加。当时正逢他要去兰州治疗的时间，他悄悄地把办好的治疗手续放在兜里，与攻关小组一起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曾身患重病至今尚未痊愈的人，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同研究院的同行一起探讨和交流，一起在实验室进行半实物仿真计算，一起下工厂查找武器系统故障原因，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当地方科研人员得知他以前的情况后，先是感到不可思议，然后是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在研究院邀请全国各地权威专家召开的“某型导弹超低空研讨会”上，杨选春作了专题报告。关于该型导弹故障原因的分析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并被厂方设计部门采纳，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业部门的镜像干扰问题。2003年12月6日，该型导弹击落某靶机，飞行试验验证了杨选春研究报告的正确性。靶试的成功，不仅大大缩短了武器系统研制周期，而且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同志们颇为感慨地称赞他是：“癌症患者攻克导弹癌症”。

    “共产党员就是要不计个人得失，吃苦在前，奉献在先，享受在后。”

    在杨选春看来，奉献和牺牲就是军人的代名词。大学毕业那年，面对可以进繁华城市的机遇，面对优厚的条件待遇，他不为所动，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携笔从戎，来到了靶场，一干就是19年。第二年休假时，他结识了内地某中学女教师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郑华蓉。1990年，当郑老师第一次来到部队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茫茫戈壁，每年蒸发量3000毫米，降雨量只有50毫米。春天一刮风，黄沙满天飞；夏天最高气温可达40多度，鸡蛋放在地上都能烤熟；冬季长达5个多月，最低气温零下30多度。靶场无社会依托，交通不便，蔬菜一运进来，就烂掉了一大半，吃的肉是多年以前的冻肉，生活物品也十分匮乏。这样的环境怎么生活？与地方的反差太大了。面对这种景象，她留下一句话：要么转业，要么“吹灯”，就返回了家乡。经过杨选春耐心开导，郑老师终于被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所打动，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随军到了戈壁滩，在军营安家落户，成为名副其实的“戈壁人”。

    杨选春对党和人民献出的是一腔热血，为祖国的导弹事业奉上的是拳拳赤子之心，而对家庭和亲人，他却充满了自责。1993年，父亲病重，因为任务没能及时回去，后来当他匆匆赶回时，父亲因耽误了治疗时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父亲去世时，因任务已到关键阶段，他没能再看老人家一眼。在向家中说明情况，寄了2000元钱后，忍着悲痛，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在给家中的信中他写道：“作为儿子，我应该尽孝道，但身为军人，我更要对祖国献上忠诚。”

    一些人，甚至他的亲人、朋友都劝他别犯傻，不要那么拼命干了，早点转业回地方工作，但他却说：“我并不傻，那么复杂的试验数据我都算出来了，这点得失我还算不清楚吗？我感到自豪的是，虽然我没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我感到很坦然。因为我选择的是我所爱的事业，舍弃的是个人的私利，我无怨无悔。”在一次事迹报告会上，他说：我的一切成果和荣誉的取得都是组织培养的结果，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一名部队科技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成长进步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张俊杰 张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