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沧桑巨变，三十年风雨兼程。一个伟大的历史抉择，一段不朽的东方传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
总监制：王求
总策划：赵忠颖
监 制：王晓晖、王宴青
策 划：刘晓龙、杨志东、诸雄潮
统 筹：胡国华、孙树凤
今天刊播第十五集：《积极就业》
1978年3月21日，星期一，这一天有27万新生在明媚的阳光里踏入大学校门，在新生中，小的不过十六七岁，大的已是人到中年。但他们的眼光中都充满着希望与欣喜，为了这一天许多人已经等待了整整十年。
那一年，张艺谋27岁，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中年龄最大的学生，比同班年龄最小的同学大了整整十岁。在此之前，他曾经在陕北农村插队三年，随后又进入咸阳棉纺织厂成为临时搬运工。恢复高考之后，痴迷摄影的他最终选择通过大学深造改变命运。
张艺谋说：“我有一度想考体院，因为我一直热爱体育，我也爱画画，有一度想考美院，我考体院我觉着我不行，我没有什么专项，而且当年二十六七岁了，看起来也不行，考美院我一看人家画素描我觉得我就完蛋了，我还没画过几张素描啊，我就那大标语，办展览干什么搞毛主席语录这一套东西，所以我觉着也不行，后来别人给我出主意，我才上的电影学院摄影系，因为我爱照相。”
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能够成为大学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许多人把这看作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关口。
然而，相对于当年1160万这个庞大的报名数字，27万的录取人数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许多人开始发觉，依靠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过于拥挤。他们开始另谋出路。农村青年大多数子承父业，以农耕为主。而相当一部分的城镇青年则以“接班”的形式进入各个工厂企业。但作为吸纳劳动力主力的国营集体单位每年只有少量空缺的岗位，许多年轻人没有工作闲居在家形成了庞大的待业青年群体，为他们寻找出路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197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条例批准由城市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允许从事个体经济，解决了许多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1980年，北京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店。如今，七十五岁的刘桂仙依然能够清晰回忆起三十年前开办饭店的情形，“1980年底我开了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逼得 ！生活逼得你，一个月是块钱补助，七八口子人根本不够。我三十六块钱开张买了四只鸭子，到晚上就变成了七只鸭子，大使馆可来了不少人，他们打印了这么大一张地图，（写着）到中国不到悦宾非好汉。头一年姚依林陈慕华他们来了，给我拜年来，我觉得他们是支持我来了，给我力量来了。我到现在混到快八十岁了出门有汽车坐，手里还攒了俩钱，我就觉得我活的挺值得。
但当时，在很多人眼里，个体户不能算作一种职业，更谈不上就业的首选。大学生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大桥下面》当中，高志华母子俩关于高志华婚事的争执鲜活地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个体户的态度。
高母：“不管怎么说人家在国营单位，小秦还是个体户！”
高：“您也看不起个体户啊，我不就是个个体户么？国营单位个体户都是为国家出力，没有高低。”
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
但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力需求已经在悄然酝酿，它将改变许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和方式。
1991年十集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一经播出便轰动全国。该剧展现了六个从偏远山村到广东打工的女性在都市工厂中的不同命运。剧中外来妹一词也因此走出广州，成为全国通用的词汇。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逐渐为人关注，直至今日。
在中国经济改革发端的乡村，虽然1978年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1984年农民面临着卖粮难的窘境，农业生产收益下降，农村中又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央政府在这一年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这实际上为农民进城务工打开了一个口子。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的二元制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有着严格的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白南生：“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完全在计划控制之下。控制到这个要素包括资本，包括各种各样的原材料、能源，也包括人。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我们管的死的时候，不是外出打工要管，是连出去讨饭都要到公社开证明。没有公社的证明，你根本走不远就被轰回来了，就是整个控制得很厉害的。而恰恰这个打破时间大概是八四年左右，1984年有一个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以及就业管理制度都有所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第一批从家乡走出去的农民工开始向着刚刚开放的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让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在珠海打工的两个小姑娘的心里话。
打工者A ： 我是从湖南桃源来的
打工者B ： 我也是湖南桃源来的，
记者 ： 到这来干什么？
打工者A ：打工喽，赚点钱喽 我们来两三百个人呢都一起来的
记者 ： 一个月挣多少钱？
打工者B ：一个月挣四百多块钱。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制造业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人口众多的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90年代中期农民工接近3000万，是1978年的200倍。他们难以在城市落户，不得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迁徙，波澜壮阔的民工潮随之产生。
改革开放让农民获得了择业的自主权冲破城乡分割进入城市就业，但今天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
“我是安子，我们都来特区寻梦，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是属于百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天空，属于热爱生活，渴望生活的打工兄弟的天空。透过电波我愿与你共同编织这青春的天空。”1992年深圳出现一当广播节目《安子的天空》，它关注的是打工者群体的情感，节目主持人安子是来深圳八年的打工妹，14年后，《深圳特区报》把她称为在深圳创业的传奇人物，与QQ之父马化腾、巨人集团史玉柱并列。
2008年三位农民工康厚明、胡小燕、朱雪芹当选为人大代表，中国工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了47名农民工代表。农民工中的代表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成为群体的代言人。
几乎与民工潮同时，另一股迁移的潮流正在涌动。
改革开放的施行，让封闭多年的国门再次开启，通过电影电视和杂志小说，人们看到斑斓的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正逐渐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触动着人们凝固已久的神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他们的出国梦——到西方去，过西方人那样的生活。
王启明：“美国，纽约，我来了……”这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幕场景，通过这部电视剧，许多国人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同时也看到了异乡生活的留学生的辛酸。
这些选择到异国闯荡的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国内，他们是天之骄子，但出国之后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焦虑。新东方英语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当年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里送外卖。“我送比萨饼，我每一次都疯狂的送，好像每一个比萨饼系着我的未来。我接电话也是这样，就是说送饭送晚了我会心里特别绞得难受，就是对事情的责任心是我当时的一个特点。”
事实上在80年代热潮中出国的人大多数动能找到谋生之路，但仍有不少人仍然没有文化归属感，也找不到开创事业的机会。经过权衡，许多人最终选择了回归。此时中国正在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信息。不久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开发，中国开始了新一轮迅猛的发展。1993年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指出要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海外人才为祖国服务，此后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到国内。
如今，在徐小平当年学习和生活过的中关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出国列为重要的人生规划，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国热潮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仅为了改变生活的环境，留学是他们接受国际化教育的途径，出国已经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
在出国浪潮汹涌的同时，国内的改革也正触及社会深处，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和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八十年代初，国营重庆明月皮鞋厂也进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已经担任厂里中层领导的周大江却感到了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感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并不牢固。
周大江（原国营重庆明月皮鞋厂职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弊端就会显示出来了，不灵活。那么铁饭碗，首先要有饭，而不是碗。你没有饭，端个金饭碗照样讨口。”
1984年，32岁的周大江主动打碎了自己手里的“铁饭碗”，进入了刚刚组建的合资企业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负责国际航运业务。那时正是国营企业红火的时候，他的离去让一些同事感到不解。
周大江：“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到底这个市场怎么变化，大家都搞不懂。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国有企业，我们当时刚刚搬了新厂，厂房非常漂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有疯子才从这个位置走。所以他们觉得我会后悔。再加上什么呢，当时我在明月厂处的位置，是很多人羡慕的位置，居然都不干了，他们以为我只是想到外面去找点儿钱。其实我只是觉得明月的舞台小了点儿。”
然而此刻，大多数在国有企业中手捧铁饭碗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将要发生深刻改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势在必行。1994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数量超过一半，而曾经给职工带来坚实福利待遇的组织结构成为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包袱。国家开始鼓励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转制。之后的十几年中，一批又一批的职工告别了自己长期工作过的岗位，他们中大多数人已年过而立。媒体对他们的正式称呼是下岗待业职工。
对于这些人来讲，下岗不仅意味着生计无着，还意味着远离了单位赋予的特殊光环，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体应对激烈的竞争，而被单位包办过一切，计划过一切，享受过关照的单位人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应对这样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路路：“当你把他放到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一切要靠他自己的时候，一切变得有风险没保证的时候，很多人受不了，特别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就是没有很高技能或者特殊技能的人来说，他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个。”
1994年，34岁的许玉玲也成为下岗大军中的一员，经过两年的彷徨，寻找，培训，选择，最终，许玉玲成为一家个体餐馆的会计，尽管没有单位这片树荫的庇护，和许多下岗工人一样，许玉玲学会了正视社会，正视自己。“我觉得当工人那时候就是吃大锅饭，特懒散，就好像疲疲塌塌的那种感觉，你要现在就等于什么呀，没有工作，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于我，我应该干什么，等我干的时候多少钱适合我，我付出多少。反正这时候你就要想给人干，你就得往好了干了，就不能再说上岗和下岗哪个好了。现在就是你有一种社会意识，有一种竞争能力了你知道吗”
1995年四月国家开始实行再就业工程，解决下岗职工的生计成为一项社会行动。 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政府从1996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从1999年开始，招收下岗职工的企业将获得减税。从事社区居民服务的下岗职工同样享受免税， 2001年全国96%的下岗职工被纳入再就业服务体系，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功实现再就业。 2002年9月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就业方面规格最高的会议。当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确立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一半，利润增长14倍，基本实现扭亏。
一切都在改变，改变正悄然影响人们的生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以改变旧单位制度为主的措施不断出台，人们手里的铁饭碗正在悄悄发生变化。1993年，全国只有两成的人由国家安排就业，通过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成为社会新风向。
1994年全国37所高等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自己花钱上大学，自己找工作成为了现实。
1995年，全国第一部《劳动法》出台，劳动力作为商品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当年全国签订劳动合同的城镇职工占职工企业总数的96%。
2008年《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政府再次用法律手段规范和保障市场化就业制度的良性运行。
与上几代人不同，如今的年轻人面临的是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困扰他们的与其说是就业问题不如说成是择业问题。新的时代背景下，多种的职业选择，多元化的择业观念使得他们不再满足于找到工作，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成为这些新时代年轻人考虑的重点。
拥有一份工作是一个公民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如何满足每一位公民的这一需求却历来是各国政府的难题，从安排就业到自主择业，三十年间，我国从业人员从4亿零152万增加到7亿6990万人。2500多万下岗职工走上再就业和成功创业之路；两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转移就业；2000年以来，2000多万大学毕业生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化机制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这些数字显示，就业这一难题如今正逐步被解开。
往期回顾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一)：伟大转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二)：永远的旗帜—经济特区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三)：《希望土地》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四)：《国企改革》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五)：《民营激流》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六)：《财税之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七)：《金融舞步》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八):《科技之光》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九):《百年树人》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十)：《繁荣文化》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十一):《艺术魅力》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十二):《医疗卫生》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十三)：《居有其屋》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十四）:《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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