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沧桑巨变，三十年风雨兼程。一个伟大的历史抉择，一段不朽的东方传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 

    总监制：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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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筹：胡国华、孙树凤
    本期节目监制：史敏 
    撰　稿：董廷燕、覃颖、黎政祥、王小韦、郭威、沈剑华、柴安东、郭育卿、李献刚、陈安利、段夕红
    解　说：贾际、郭静、姚科
    录音合成：覃颖

    今天刊播第四篇：《国企改革》 

    2008年，中国国企改革迈入了第30个年头。这一年，在世界500强的名单上， 19家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赫然在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现在的国有企业，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好，我们的同行也说，都在研究中国这个现象，他们叫做‘新国企现象’，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重要的新在于活力，更有竞争力，同时对我们整个经济更有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三十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好的一个写照。”

    从深陷计划经济僵化泥潭，到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从三年攻坚脱困，再到股份制、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经过30年坎坷变革，实现了从政府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步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

    国企改革，曾被称作“最难啃的硬骨头”。自开始改革以来，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一直是改革者不断探索的目标。而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国企改革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前，改革关键词，“放权让利”、“承包制”。

    “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首钢炼铁厂原党群办公室主任邓家禹回忆说，当年的国有企业迫切地需要“松绑”。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

    而首钢迅速推出了“利润包干”，在保证完成定额利润上缴的前提下，对超额利润实行自主分配使用。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很快首钢成了当时的明星企业。邓家禹：“首钢当时作为工业企业改革的试点提出了利润包干，后来企业活力激发出来了，我们的效益提高了，每年递增20%，7 .2给国家，我们就有能力改造高炉、扩大规模。那时从十大钢的末尾跃居到第三、第四，而且没花国家一分钱。”

    初尝改革甜头的人们是快乐的，昂扬的。正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所唱：“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放权让利”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人们相信就像农村联产承包制一样，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通过承包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获得新生。1984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主攻对象是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承包制开始大行其道。

    提到承包制，不能不提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胜利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而闻名，两获五一劳动奖章，四次受到邓小平接见。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国家对于国企承包曾经给予怎样的期望。马胜利：“我承包以后在厂门口写了个大对联：打破大锅饭，砸烂铁交椅，就是多劳多得。一承包，我就实行层层承包，我也包给你车间，马上当月就见效，和个人的利益牵涉到一块了。”

    一时间，承包，似乎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到1987年底，国有大中型企业80%实现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而当时全国各地就有100家造纸企业要求马胜利去承包。马胜利说：“当时好强，光包亏损的，这一下子，87年就承包了100家造纸厂。当了100个造纸厂的厂长。”

    由于缺乏调研、资源整合和集团经营的战略，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马胜利的日子不好过了。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 1995年，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马胜利被免职退休。

    现在回头看，不足点就太多了。承包制对市场经济是不适应的，比如说，承包制是一种个人行为占比重比较大；你盈了可以得利，亏损了拿什么赔呀？光能得利，不能承担责任，这是本身最大的缺陷。

    承包行不通，国企改革的实践者慢慢认识到，必须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入手，实行制度创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首次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过去的“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这成了国企改革的重要分水岭。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国企改革进入以公司股份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创新阶段。

    国企改革第二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改革关键词，“股份制”、“三年脱困攻坚”、“有进有退”。厉以宁说：“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开辟道路后……”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设想，被称为“厉股份”。从实践上看，国有股份制改革试点始于1986，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5年，《中国青年报》刊登长篇通讯《话说陈光》，股份制引起的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还在上演。

    陈光，现任山东省省长助理。从1993年至今，他始终背负着一个概括其国企改制模式的名字：“卖光”。1991年，陈光当选诸城市市长。在两年时间内，诸城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陈光从此被人称为“陈卖光”。陈光说：“我们第一个企业搞改革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探索了股份合作制这种形式。270多个股东就坐在大车间里，选了两天一夜最后选出了那几个董事，选出董事长来，那个场面都让你掉泪啊！实践证明，当时那些职工自己选上来的那些企业的当家人，到现在为止把这么多企业做大做强了。”

    诸城“惊世骇俗”的做法招致很多人责问：是不是在搞私有化？1995年《中国青年报》刊登长篇通讯《话说陈光》，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由此开启,而陈光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陈光说：“晚上睡不着，说没有压力是假的。企业效益不好，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那就要从企业去研究，要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讨论的转折出现在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形式，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股份制就这样走上了中国国企改革的舞台，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到1997年8月，全国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的股份公司达9000家。在这个阶段上，伴随着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从战略上考虑，国家对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开始进行大幅度调整。党的十五大提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但当改革进行到1997年，竟然出现了国企全行业净亏损的局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比较难受就是一个企业的负债率很高，所以你要走到哪一听哎呀国有企业亏损，有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所以那个状况下各地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扭亏，所以当时是扭亏是第一位的。”

    从1998年到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 “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

    数万家国有企业退出市场，3000万下岗职工再就业。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覆盖面最广、动静最大、形势最严峻的一个阶段，风险和困难刻骨铭心。东北老工人李常信回忆说：“国有企业形势不好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志要下岗，当时哭喊，特别凄凉。我们厂开了动员大会说要咬牙坚持，要死我们最后一个死，我们挺过来了。”

    国企改革第三阶段：从十六大至今，改革关键词“产权改革”、“做大做强”。

    国企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党的十六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了深化国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开始解决制约国企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国资委的诞生，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政出多门分权制的终结和充分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专司机构的继起。

    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为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而这在东北更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国企改革看东北。2003年伴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一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点的国企改革攻坚战在东北全面打响。

    记者连线——唐佳菲：“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坐落于老工业基地改造示范区的沈阳鼓风机集团新厂房里，这里看上去干净整齐，所有的机床都是数控操作。”

    2004年8月，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搬迁重组。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跃龙：“沈鼓这次搬迁不是三个企业普普通通的走到一起去，我们是精良资产的整合，要打造一个新的通用行业的制造航母。” 

    2007年6月沈阳鼓风机集团分别向中石化、中石油集团公司各转让30%的股权，沈阳市保留40%国有股权，中石化和中石油参股,不仅使沈鼓集团这个老国企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也使其主导产品有了更坚实的市场保障，企业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沈阳市副市长王英：“像鼓风、都是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土地置换、资产整理、对内对外并购、使得它重新发展起来。在中国肯定是非常好的企业，而且能够成为将来在世界级的企业中间进行竞争的坯子。”

    三十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脱胎换骨，成绩斐然，但攻坚仍然在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如何做大做强？首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继民：“这个道路归结起来：一个是开放合作的道路，一个是现代企业的制度，第三个应该是创造中国企业的管理特色，用中国人的文化、用中国人的管理方式创造世界最高效率。”

    “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这是近年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多个场合的表态。事实上，根据国资委的最新部署，到2008年底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到100户，其中30户到50户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往期回顾：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一)：伟大转折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二)：永远的旗帜—经济特区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三)：《希望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