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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日，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北京举行。2012年是中国的“十八大之年”，也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不仅关系到当下的中美关系，还会影响到未来的中美战略选择。

　　中美关系无疑是冷战时代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国家是顺利相处还是发生摩擦冲突，都会产生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因此，中美如何保持互信对于两国的战略选择将极为重要。

　　在今年三月由中美两国智库学者王缉思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完成的研究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中，中美关系被定义为“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这是指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该报告认为，“战略互疑”指的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你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令人担心的是，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这种观念一旦发酵，就会使之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在政治上，中美“战略互疑”的定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美两国当前关系中真实的一面：虽然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寻求建立沟通和信任，避免错判，但两国政治决策层仍然缺乏关键的信任。而要改变这种局面，两国都需要面临巨大的改变，以及相互的适应和协调。

　　实际上，中美两国的战略协调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在经济关系上也同样如此。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也使得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面临调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日前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国和美国均处于重大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刻，但双方都很担心这一变化，会结束其“好日子”：即中国生产低成本产品而美国购买的时期。

　　过去30年，旧的模式为中美双方都带来了好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与知识转移，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更具竞争力，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连带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在提高千百万中国人的收入上居功至伟。跨国公司经营的日益高效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就反映了全球各地比较优势的变化和趋向。许多人担心，如果旧有的模式变化导致两国直接竞争，那么最终只有一方能够成为赢家。

　　不过，斯彭斯认为，这种看法的前提是错误的，中美双方能够、也应该可从建设全新的关系而获益。现在，供给链开始双向流动，并在以全新的方式组合。中国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随着收入的上升，需求的结构也在日渐偏向成熟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角色在改变：他曾经是西方的低成本供给者，现在却在变成西方产品的主要客户。中国人的收入上升也意味着中国将发生结构性变化，因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她将向高价值活动转型。技术和知识仍将是重要元素，但中国必须在吸收西方工具和技能的基础上，开始开发新技术。为了应付结构性变化的挑战，美国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扩大出口的范畴，并以就业为中心。美国政府必须力于两大关键政策：教育和投资。

　　斯彭斯认为，深入认识彼此结构性挑战的变化，有助于中美寻找能够采取共赢合作的领域。从经济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核心，其实很简单：中国需要美国的创新来刺激增长，而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来刺激增长。如果双方都想在这种共生关系中获益，那么只能相互合作、扩大投资、实施改革，没有其他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