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小品”一词产生于魏晋时期,指佛经的略本,与详本“大品”相对,到明代晚期被应用于文学领域。小品文的审美特征大体表现为简短灵活、自然流畅,区别于传统古文“文以载道”的高古庄重文风。明人小品主要有两种风格类型,一是空灵闲适的抒情散文,一是“匕首”和“投枪”式的批判杂文(参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实际上,小品化的风格趋势早在唐宋古文中已显露端倪,袁宏道、毛晋等均将晚明小品的直接影响来源追溯至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杂文创作。那么,唐宋古文是如何在主流的高古文风之余发展出小品化趋势的?

  从唐代“古文革新”开始,散体文以近体(即骈文)的对立姿态逐渐占领文坛。古文家以古文作为倡复古道的手段,在革新前期阶段,采用散体文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奏疏、上书等实用性文体,或论、议等论说类文体。文章主题多与时政、经史相关,篇幅宏富,风格庄重严肃。然而,伴随革新的深入开展,古文家逐渐将散体文拓展应用于诗赋序文等抒情类文体、子书著述或题跋文体等不同书写形式中。这些文章主题生活化、现实化,篇幅简短,风格轻松活泼,彰显个体精神。唐宋古文由此产生了审美情韵、批判意识与游戏精神等风格特质,很多篇章已与明代的抒情、批判小品颇为接近。

  一、审美情韵

  盛中唐时期,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等古文家将散体文应用于诗序、赋序、铭赞序等韵文作品的序文,或送别的赠序中。这些古文文体通过与诗赋文体的互动、转化,而引入审美性、生活化主题,抒发个人情感,改变了古文以论说为主的实用性功能,将原属于诗赋的抒情功能移植进古文。抒情功能的移入与审美情韵的开启,是古文产生小品化趋势的首要前提。

  诗序在六朝和唐前期基本采用骈文书写,从盛唐开始逐渐变为散体。诗歌以抒情为主,而诗序一般承担诗歌创作背景或意图的记叙、说明,与诗歌的主题、情感相得益彰。元结《石鱼湖上作》诗序记石鱼湖之状:“潓泉南上有独石在水中,状如游鱼。鱼凹处,修之可以贮酒。水涯四匝,多攲石相连,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载酒,又能绕石鱼洄流。乃命湖曰‘石鱼湖’,镌铭于湖上,显示来者,又作诗以歌之。”清丽隽永,自然天成。咏物赋、抒情小赋的赋序亦有类似风调,李华《木兰赋》序由木兰树被乡人当作柴薪砍伐而不得其用之事引发“士之生世,出处语默难乎哉”的感喟。这些序文以情韵见长,篇幅短小,意境清空,已显现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风格。

  诗序中有一类赠别诗序,从盛唐开始不必作为“副文本”依附于诗歌,而发展成独立的赠序文体。李华、贾至、独孤及等以文代诗,大量使用散体文创作赠序,抒写对送别之人的离情别绪、宽慰期盼。独孤及《送韦司直还福州序》先抒离愁:“自云摇雨散,凡四悲秋而一会面。亦既道旧,别又继之。斯亦可以怆矣!”后复振起,激励友人“被服文行而镞砺之,扬其家声”,情感丰沛,结构精巧。贾至《送于兵曹往江夏序》抒不遇之悲、相惜之情:“予谪居洞庭,岁三秋矣。有客自蜀浮舟来者,则河南于侯。能读古人书,辨当世务。年迩四十,犹沈下位。为静者之尚退乎?先达之怠贤乎?”到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柳宗元《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等赠序中,古文在抒情、抒愤功能上的表现已臻新境。

  这些序文不同于正统古文的宏大主题与理性论说,开启了唐宋古文的审美、抒情功能,最早显露出小品化的风格倾向。

  二、批判意识

  中晚唐时期,文坛上涌现一批采用散体文创作的子书。其中现存可考的以天宝年间元结《元子》十卷为最早,后有林慎思《伸蒙子》三卷,刘禹锡《因论》七篇,刘蜕《山书》十八篇,皮日休《鹿门隐书》六十篇,罗隐《谗书》五卷、《两同书》二卷,谭峭《化书》六卷等。这些子书由论说文构成,但与韩愈“五原”、柳宗元《封建论》《天说》等论说类古文相比,篇幅短小,主题生活化、现实化,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广泛借鉴先秦诸子作品的寓言体、对话问答体来组织行文,其中很多篇章被后人视为“小品文”。它们对明人小品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强烈的批判意识。

  这些唐人子书大多著于作者落第或贬谪的失意闲居时期,因而呈现出怨怼感愤的审美基调。元结《元子》乃其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谗言而落第后所著,刘禹锡《因论》著于贬居夔州期间,罗隐《谗书》亦于屡试不第后著成。在现实遭遇的冲击及时代环境的刺激下,作者在子书中大胆地批判现实,将诗骚的怨刺传统移植进古文。批判主题涉及统治阶层、儒家政教、贪官恶吏、世态人心等各类社会问题。元结《元子》中《订古》五篇历数破坏人伦五常关系的种种历史祸患,对儒家道德的可行性发出忧虑、怀疑。皮日休《鹿门隐书》第一篇就历史上具有怪力乱神倾向的统治政策予以辛辣批判,提出:“吾恐后世之君,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抵,而在于侵凌也;乱者不在于祍席,而在于天下也;神者不在于禨鬼,而在于宗庙也。”刘蜕《山书》第七篇指斥圣人对社会阶层贵贱等级的划分,提出“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这些子书的批判手法灵活丰富,较多采用寓言体,从日常性、生活化的事件以小见大,环譬以托讽。刘禹锡《因论》七篇全为寓言短文,由服药、耕牛、行舟、识马等日常事务引申治国之道,讽刺政治乱象。

  唐人子书中的批判短文改变了古文的颂美传统,是“匕首”与“投枪”式明人小品的直接渊源。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称它们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明末的小品同样,“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

  三、游戏精神

  从中晚唐开始,古文家较多写作题跋类文体,到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笔下,题跋种类愈发丰富。题跋文针对典籍、书画、金石等实物进行评论,因其独特的文体特性、物质载体以及创作心态的影响而区别于长篇古文,毛晋《跋〈容斋题跋〉》直言“题跋似小品”。题跋是文人“游于艺”的产物,很多甚至出于“戏作”的游戏心态,极大发挥了古文的抒情、审美功能,已十分近似晚明表现闲适生活、文人雅趣的人文小品。

  题跋依托实物进行创作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其论说方式是片段感悟式的,而非长篇论述式的。中唐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古文家均有读书题跋,针对典籍、诗文提出直接观点、感想,与评点类似。韩愈《读荀》《读仪礼》《读墨子》篇幅简短,以抒发直观论断、感悟为主,缺乏逻辑论证。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提出荆轲刺秦失败乃因其智谋不足,不能知变,以精警论点取胜,无需全面论析。这些读书题跋与《原道》《原性》《复性书》等长篇论说文就某一命题作系统阐发的写作方式迥然不同。

  题跋因其需附于书卷、画卷或刻之金石的功能属性,而受到物质载体的限制,通常篇幅简短精悍,文风流畅、凝练,内容与所题跋的艺术对象相表里。白居易《荔枝图序》文末记“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实际上相当于一篇绘画题跋,文章状荔枝色味,妙趣横生。苏轼留有大量书画题跋,仅只言片语,却精切透辟,如《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吴道子画后》评吴道子人物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皆以高度浓缩精炼、朗朗上口的特质而成为著名文论、画论。

  由于很多题跋产生于艺术鉴赏或文艺活动过程中,作者的创作心态大多轻松随性,故而显露出游戏精神,区别于载道之文的庄重谨严。苏轼的题跋杂文多出于“戏书”“戏作”,素材取自日常生活细节,刻画形象生动鲜活,笔调风趣幽默,正所谓“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宋史·苏轼传》)。《书蒲永升画后》记此跋于“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文中将蒲氏所画水喻为“活水”,而其他水画则为“印板水”,形容蒲氏之画“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妙趣天成。苏轼有多篇文与可书画跋,通过文氏的日常行为、对话,表现其出众才华与放浪个性。《跋文与可墨竹》刻画文氏“见精缣良纸,辄奋笔挥洒,不能自已”,《跋文与可论草书后》提出草书当于蛟蛇形象中获取灵感,记“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这些跋文与苏轼《祭文与可文》中突出其“惇德秉义”“养民厚俗”品格的笔法全然不同。

  题跋的游戏精神消解了古文“文以载道”的严肃使命,以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思想个性充实丰富了散体文的表现艺术,从唐宋古文中开辟出崭新风貌,催生了明人小品的美学风格。

编辑:秦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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