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一次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提出，中国如果不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进行改革，其中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减少对粮食的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二是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可以像城市土地一样可流转销售。
在我国领导人的讲话和相关文件中，对于粮食从来都是强调保证安全，中国饭碗装中国粮食。对于宅基地的改革也很谨慎，小产权房能否转正也十分牵动人心。如今，作为财政部部长，却公开发出与以往不同的声音，十分值得关注。那么，各方对于楼部长的观点到底如何评价？我国粮食生产到底是否应该减少补贴？
央广网北京4月30日消息（记者李雨楠）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我国想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农业改革，要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也认为，应该减少补贴，或者变普遍补贴为精准补贴，才是未来我国粮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李国祥：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补贴，或者全方位的补贴，这个要进行改革。或者我们在粮食生产当中，粮食补贴可以，或者给农民的补贴可以，但是粮食流通商的这些补贴那很可能就要取消。我们改革现在的补贴政策，利用好两个市场，那么我们农产品进口的规模有的就要扩大。
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退草还耕、退湿还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对于这种观点，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则向记者表达了不同意见，表示中国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上。
朱启臻：第一个，我们农村已经没有什么劳动力再可以转移了，平均种地人的年龄已经到了57岁，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补充的话，恐怕都已经上60岁。第二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的饭碗能不能放在外国人手上，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国际市场上没有这么多粮食供中国人消费，第二，中国人只要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粮价就飞涨。所创造的价值，恐怕难以弥补从国际市场上高价买粮的这样一个成本。
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但是粮食生产“11连增”的光环下，三大主粮库存高企的问题也很突出。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一些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突出的是玉米。玉米和水稻出现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
库存大的原因是销售难。4月9日拍卖的国家临时储存稻谷成交率仅0.02%，临储玉米成交率也仅有5%，数字十分难看。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院长杜政表示，粮食卖不出去，国家只能用财政兜底。
杜政：临储粮食定期收了以后，就得赶紧卖啊，国家不停地拍卖的，临储的恨不得当年就把他卖掉的，但市场不接受，除非你市场降价嘛。政府就要权衡，每次他都要出个底价，那低于底价的话那只好流标嘛，卖不出嘛，只好下次再卖嘛。
记者：那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杜政：那怎么办呢，那是国家的负担嘛，财政只好兜着了，因为你粮食卖不出去，你不管放在哪个粮库，国家都要出保管费的，所以站在国家的角度，他就希望尽快卖出去，但又怕打压市场，那你要一定要卖，那也不是卖不了，那你降价呗，但是你降价财政损失太重了。
粮食卖不出去，有两个原因，一是常年储存质量变差，二是价格高，国内外差价巨大。美国进口玉米完税之后每吨只有1570元，比国产玉米低了近千元。市场条件下，临储玉米卖不出去也是必然。
我国目前没有公布粮食的储存量，但是有机构发布未经证实的数字，2013/2014年度中国玉米库存即达到历史最高点1.06亿吨。而且粮食库存进入一个怪圈，储存越多就越陈，越陈越卖不出去，越卖不出去储存就越多。
人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是现在粮食多了，反而成了负担。看着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逐渐成了陈粮，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浪费呢？未来如何在高产量和高库存的经济杠杆上找寻平衡点，才是农业改革助力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托举之手。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
叶兴庆：这中间主要的原因是价格倒挂，国外产品进口到我们国内的价格比我们国内粮食价格要低。这是导致进口增加和库存积压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那么下一步要扭转这个局面的话，就是要从控制国内粮食生产成本的角度，就是控制土地的规模经营，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来控制国内粮食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也指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将不再是追求产量，而是要提高土地生产潜力，从“稳增长”向“提产能”上转变。
李国祥：未来要求我们要藏粮于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耕地，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让一部分的土地能够恢复地力。因为目前我们不缺粮食，不要把产量作为最高目标。当我们面对的国际市场发生了风云突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耕地还在，那么我们就要开足马力，让过去没有产量的耕地能够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要去过多的追求粮食的产量，我们要追求的是进一步来提高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的来挖掘我们粮食增产的潜力，而不是现时产量。
除了粮食生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中，也提及了土地改革。他主张，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
这同样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小产权房就是农村的建设用地，如果按照楼继伟部长所说，这些小产权房将可以转正，宅基地将可以销售，这对于宏观经济和人民生活来说，都将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业内人士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楼继伟部长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表示支持和赞同，他说，财政部能借助土地改革，缩短城乡差距，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袁钢明：土地完全是个新出现的问题，咱们国家这个十八大也提到了农村土地的建设用地和城乡一体化的说法，就很重要。要把城市的土地商业化或者我们说的市场化的这种进展，这种巨大的变化，要延伸到农村来，这样农村的潜在增长或者是致富的一些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解决我们农村收入难以提高的一个困难，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世界银行在去年底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中也强调，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合理高增长，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是否成功。其中，土地改革将是关键。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指出，一旦农民能够拥有土地的决策权，那便可直接助其增收。
易鹏：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很多的体现就是收入增加不上去，内需扩大不了，导致经济的停滞。而中国现在有一波农民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农民对建设用地他能够有自己的决策权，或者直接和开发商直接谈判，在农村的6亿多，包括还有2点多亿农民工，能够增加他的一些财富，那么当然也还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之一。
加快土地改革，挖掘潜力，释放农村劳动力是一个选择。农民进城了，承包权还在手里，还能把经营权出租，如果置业还可抵押贷款，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权益和能动性。但易鹏调研时发现，很多农民还不太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从经济上、情感上、稳健度上，他们的积极性不是非常高。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表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须对农民未来的生活有一个辅助保障。
李国祥：现在最主要就是在操作上，在一些利益调整上，在农民权益的保护上，以及我们怎么样来放开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要损害到我们农业用地，也会因这一个政策或者这项改革，流为经营性建设用地。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控制好？配套的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来做。现在应该来说，只有等到这个配套合适了，或者配套做好了，那么这项工作才可能会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实槛儿上：一场改革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拔河已经拉开，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与城镇都要出力，甚至农村在这个拔河比赛中的位置更为关键。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曾表示，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大概为45%，而这个数据要达到60%，才能在帮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预测，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十年。
袁钢明：当我们GDP的增长能够达到人均大概1万5千美元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大概是7千美元，还有一倍才能过。你想象我们国家在2000年刚过1千美元，现在是15年，现在已经是7千美元了，1千到7千花了15年，而最早的时候，我们人均从几百美元进入1千美元的时候要花20年的功夫，现在才花十几年就翻到了7000，而下一个十年，应该是可以翻到1万5千块钱，那应该说是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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