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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究竟难在哪?
2011-11-17 16:33   来源:华西都市报    打印本页 关闭
    

汤继强

  简介:汤继强,字盘铭,青年经济学家,成都国家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客座教授、经济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曾出版专著《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及《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实务运作与案例分析》等。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小企业融资难,而且把它称之为“世界性难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这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它难在何时、难在何处、难在哪类?中小企业在什么阶段难?困难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昨天,我看到了一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话,他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要充分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我颇费思量。后半句话曾在中央文件中反复出现,但是说政府退出经济、退出经济工作,我不答应。政府能退出吗?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且要善于领导经济工作。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我认为政府责无旁贷。中国的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探索、在努力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地域上是有分别的,在国内和境外是有分别的,在不同体制机制的背景下是有分别的。前几天舆论比较关注的东部沿海地区,像浙江温州,像广东,像江苏等一些地方,他们也在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是对于中国内陆、中西部地区来说,像成都这样的地区,内陆城市,它讲中小企业融资难,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除了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责无旁贷之外,地方政府一定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的资源要素情况,充分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资源,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在这里,我要做一点稍微发散式的考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经济无限崇拜,他们特别乐意按照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调子,过多地强调或者大力吹捧自由经济。但最近,大家一定也留意到了英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约翰·格雷,他指出自由经济不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自由市场也不是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完全意义的自由经济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福山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认为在21世纪的有两大发明,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市场,他认为解决政治的问题用民主,解决经济的问题用市场。但实践证明,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在政府无能的前提下,民主也解决不了政治的问题,市场也解决不了经济的问题。

  我们再把思考的眼光往前追溯一下,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探讨自由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设想叫“天赋自由”,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法治的、高效的政府,如果离开了一个法治的、高效的政府,那么我们目前的西方所谈论到的纯自由经济体系将会变成另一种机制——剥削的机制。大家琢磨一下,大家思考一下,政府能退出经济吗?能够完全把经济交给市场来做吗?我看这样的观点值得反思。

  但是,在成都、在成都高新区这些年的实践中,包括全国各地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践和案例,说明地方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

  说到成都,虽然这些年,我们在全国能够叫得响的中小企业,比起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我说一个人,大家就可能会有很多想象。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叫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岳父从早年的冶炼开始,最后做成西汉的首富。有史家做过一个比方,当时他在西汉的富有程度相当于今天美国比尔·盖茨。成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小企业发展的萌芽,而且在那个萌芽的基础上,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他把这个企业,从小作坊、小企业,做大做强了,做成了西汉的首富。但是这2000多年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塌陷。这取决于什么?因素很多,主要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包括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实际上是产业的落后,使我们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话语权有了往下降的这种状况。但是今天不一样,只要大家稍留意就会发现,成都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其实就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发展良好。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市有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只有130平方公里的面积,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200亿元,仔细分析它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现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贡献是来自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事实上,我们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是尝到了甜头,我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样调动地方资源,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去获得这个很丰厚回馈的。

  2006年,我根据工作实践提炼出来一个模式,叫中小企业的“梯形融资模式”,没有想到还获得好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批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出了第三本书《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实务运作与案例分析》,现在美国、韩国已有译本。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造”的东西,但它不仅在促进问题解决方面带来了实际效果,也在客观上把我们解决中小企业的探索,这个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往外复制了。

责编:李宏博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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