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政

　　何谓饾版？何谓十竹斋？又何谓饾版畅想？十竹斋又有什么纸上传奇？

　　各位看官别急，容我一一道来。

　　饾版是印刷术的一种，主要功绩是解决了彩印问题。当年扬州的雕版印书、南京金陵刻经处印佛经，只需要单色印刷；苏州桃花坞的一幅年画，少则三四种、多则六七种色彩，可根据画面颜色多少进行多次套印；而在印刷绘画作品时，往往涉及十几种甚至上百种颜色，明末时，在木刻画彩色套印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套印技术，画面上的每种颜色都对应雕出一块小木板，这些小木板堆砌在一起，然后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犹如一种名为“饾饤”的五色小饼，最后完成一件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这种印刷技术因而被称为“饾版”，也称为彩色雕版印刷，清代中期以后，才称为木版水印。

　　饾版的制法，是把整块印刷版面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分版面的小块，这些分版面是依据画稿的彩色画面。其推砌拼凑，有如饾饤，故称饾版。

　　所谓“饾版”印刷，就是按照彩色绘画原稿的用色情况，经过勾描和分版，将每一种颜色都分别雕一块版，然后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最后完成一件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告诉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

　　说起十竹斋，不能不说胡正言。

　　胡正言字曰从。原籍徽州休宁，久寓南京，三十岁时辞官（授武英殿中书舍人，虽仅为从七品（副处级）但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位居权力中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胡正言辞官后，隐于南京的鸡笼山侧，潜心制墨、造纸、篆刻和刊书，因窗外“尝种翠筠十余竿”，故名其居为“十竹斋”。

　　十竹斋经常雇有刻工“十数人”。“天性颖异多巧思”的胡正言对他们“不以工匠相称”，而是与他们“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因此使得“诸良工技艺，亦日益加精”。当刻画“落稿”或“付印”时，胡正言“还亲加检点”。这表明，在十竹斋水印木刻的制作过程中，画家与刻印工人处于密切合作的状态，与此前画家与刻工的工作相互分离的情况迥异。这使得画家能理解刻工的制作，刻工也能加深理解画作的艺术特色和意趣要点，从而使画家的意图能够准确地通过工人之手得以生动体现。画家与刻工的沟通，既是使我国版画创作的艺术含量得到飞跃性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环节，也为今天的版画工作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胡正言的最大贡献，是为后人留下了《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相比之下，《笺谱》比《画谱》更加精美，因为除了饾版彩色套印之外，胡正言在《笺谱》中还首创了“拱花”技法。“拱花”与凸版相似，把雕成圆纹凹陷的“阴板”拱砑在宣纸上，所绘花鸟鱼虫的轮廓，便以无色或白色的纹样凸现在纸面上，十分工巧素雅。

　　“缕象于木，印之素纸。”水印木刻，是融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的艺术。

　　王伯敏先生说：十竹斋佳制，画刻印三绝。

　　画得好，刻得好，还要印得好，才是十竹斋。

　　艺术是人类最基本的语言形态。

　　木版水印的“饾版”套印手法，是胶版及其他彩印、机印无法替代的。它不用照相机，也不用网格，还不受超大画幅的限制。木版水印的殊胜之处还在于，它的制作材料不是油墨，而是画家、书家直接使用的宣纸、绢、墨和颜料。

　　一幅中国画，因用笔及用色的不同，很复杂，不能一次印成，必须分成多块版迭印。分版的原则是根据原画的用笔交叉，墨色的干湿浓淡和水渍渗化的大小，把画作以数十块、几百块乃至上千块版来还原。例如北京荣宝斋印制的《韩熙载夜宴图》就用了1668块版。工艺繁复，可见一斑。

　　最早的《十竹斋画谱》，开始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完成于天启七年（1627）；《十竹斋笺谱》成书于弘光元年（1645），两者都由胡正言主持。

　　胡正言先生的一首《山居诗》这样写道：溪云如有意，依我旧柴门。流水不解事，潺缓过别时。摊书时自得，隐儿更何言。新酿谁同酌，青山立短垣。

　　胡正言选择了弃官从文，历史上少了一名可能寂寂无名的小官吏，却留下了一个灿烂辉煌的“十竹斋” 木版水印技艺。

　　这，是否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神思陌路”？

　　我想，如果没有胡正言数百年前的那次决然选择，我们许多人就不会有机会与十竹斋的万象丰盈相遇。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现在的正脉传承人，叫做魏立中。

　　水印木刻是东方版画艺术中的瑰宝，它既能取得苍劲淳厚、明朗清晰的肌理效果,又可达到水墨淋漓、朦胧淡雅的烟雨意境，还原性极好，至使绘画书法艺术况味无穷。

　　不是谁都会视宝为宝的。视宝为宝，貌似正常，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眼力与机缘的。

　　从来就是约不如缘。

　　魏立中与十竹斋结缘，与中国美术学院有关。

　　话说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版画系，派出学生张玉忠、夏子颐等人分赴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交流学习水印木刻。这些学生学成回到杭州后，立即就成立了解放后国内高等美术院校中最早的水印木刻工作室，尔后又成立了水印工厂。

　　工作室也罢，工厂也罢，都是为美术教学服务的，在煌煌美院，水印木刻顶多算个配角，且是个不太起眼的配角。

　　1990年曾到浙江美院学习并接触过水印木刻的魏立中坐不住了。他要愚公移山，他要精卫填海，他要十竹斋的水印木刻薪火相传。于是，他上路了。

　　光阴荏苒，曾经的小魏子变成魏老师了，十竹斋终于得到了全面复兴。

　　有的人，给他一个杠杆，他是能撬动地球的。

　　我认为魏立中的传承，精髄在于其画、刻、印三者均游刃有余；其东方主义的演绎：高调形式，低调表现，丝丝入扣，细腻入微。

　　假如我们将每一块待雕的木板看成魔法，那么，在看完魏立中手下的刻版后，可以想像，无数森林都会翘首等待着解除封印，释放灵性。

　　通过创作，艺术家为我们示范了一个超时空的链接，一种跨越了四百年的美学。

　　文化不灭，中华不绝。

　　仅为这八个字，我觉得就应该向魏立中先生致敬。

　　遇见十竹斋，似乎是魏立中一生的守候。

　　我们知道，努力分三个层面：尽力而为；全力以赴和不遗余力。

　　魏立中显然属于最后的那种。

　　2001年，师从于陈品超、张根源的木版水印传承人魏立中重新恢复杭州十竹斋艺术馆，堙没数百年的木版水印名坊终于得以重生。十竹斋聘请原水印工厂的十几位专家传授技艺，并邀请吕济民、冯骥才、谢辰生、沈鹏、刘健、吴山明、潘鸿海、欧阳中石、张远帆等艺术名家进行指导，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目前，十竹斋已经用木版水印复制了《富春山居图》、《金刚经》、《五牛图》、《雷峰塔藏经卷》、《十竹斋笺谱》、《十竹斋书画谱》等重要作品，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唐玄奘西行图》和《廿四节气图》等木版水印作品也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十几年的累累硕果标志着木版水印在新时代的复兴。

　　与此同时，十竹斋在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设立“魏氏木版水印奖学金”，鼓励年轻人研习古老的技艺，还接纳外国留学生在木版水印工坊内访学，并多次在海外举办展览和演示，向主流社会展示十竹斋艺术，通过再现古籍和古代书画的风采，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现在，他要尝试着用水印木刻表现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先秦时期就开始订立、汉代完全确立的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二十四节气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它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始，既是历代官家颁布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时令航标。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多通过歌谣、民谣、谚语、儿歌、诗歌、顺口溜等形式得之。现在也有以摄影作品配文传播的。

　　在二十四节气中，反映四季变化的节气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5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7个节气；反映物候现象的则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四个节气。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如果能将二十四节气变成图画，变成水印木刻当然好，那就是：

　　用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牵引传递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想象，当别人为名利竭尽心机，当别人沉浸显摆作秀，魏立中却似乎更加乐意坐在十竹斋里，看二十四节气中的一粒草籽如何冲破泥土顽石，看二十四节气中的雌鸟如何含虫育雏。

　　久而久之，他一定会象他身边的那些孩子一样，手中的刻刀，雕出的不再是木屑，而是一粒粒在春意中萌动的种子，是小蜜蜂，是小蚂蚁，是小瓢虫，是布谷鸟的啼鸣……

　　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十竹斋的水印木刻到了魏立中这里，便成了纸上的传奇，木上的太极。

　　无动不舞，无往不复。一笔一画，一刀一刻都是力的初生、术的推衍与艺的回放。

　　个中玄机尤如太极，从表象上看，仿佛只是一阴一阳的起承转合，其实却包含了四季的轮回、包含了晨昏雨晴的变化，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

　　爱的给予既不是谦卑的奉献，也不是傲慢的施舍，而是出于内在丰盈的自然而然流露。

　　此乃法门于斯，吐纳沧浪；山川重绘，烟霞复妆。莺嗔燕妒，双壁同光。剑匣纵横，棋秤巨掌；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上等牛，中等马，下等羊。君不见紫府宫商，家风侍砚，十竹衣钵，艳雪流芳。有道是晓来雨过烟波上，短艇小舟拨修篁。西湖秋水澄如镜，明月涵万方，更添岸边芦花黄。

　　美哉，魏立中的十竹斋。

　　当我们欣赏魏立中先生创作的《二十四节气图》时，感觉不仅仅是在读图，而是在阅读一颗为艺术炙热燃烧的灵魂。

　　光头。留着生动的小胡子。中式风格服饰。魏立中鲜明的形象中透着坚毅、定力与凌云之志。

　　又象极了那尊哈哈罗叹，笑意常常写在脸上。

　　图书一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图不成书”和“有书必有图”。到目前为止，不是还有人提出“告别文学、图像胜出”吗？

　　不管怎样说，图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异常重要的。有文、有字、有图，便更有生活，更有质地，更有感怀。

　　魏立中太明白了。他永远在探索画、刻、印三者之间的最佳关系。

　　“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古画品录》）

　　于是乎，魏立中和他的团队，就必须要做到：

　　荷花深处，扁舟扺绿水楼台；荔子阴中，曲径走红尘车骑。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用水印木刻为中国传统文化造像立碑，自然是弘毅，弘毅是文章的大道，也是艺术之大道。

　　而践行者，士也。士者，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