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6月29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观察》报道，今年2月到5月，北京海淀检察院先后受理了七起以提供国外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硕士等文凭实施诈骗的团伙犯罪案件，目前已经核实的受害人多达339人，其中八成受害者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很多人既想要文凭又不希望付出努力的心理，承诺可以不用上课和考试就能拿到洋文凭，以此收取高额费用。被骗的当事人，最少也要交上两三万元，多的则要交十几万甚至更多。目前，已经核实的涉案金额高达近800万元。

　　受骗者中有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高管，这些高管很多都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有杂志社的主编及基金会主席等等。而这些高管所在的单位既有世界知名品牌的驻北京代表处，也有大的投资公司、顾问公司、证券公司以及房地产企业、大型酒店等。

　　企业高管为什么对洋文凭趋之若鹜？已经坐拥高管职位，为什么还需要用文凭来包装自己？企业高管学历造假现象频频出现，为什么难以遏制呢？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室主任张立栋对此进行了评论。

　　主持人：这种企业高管纷纷追求洋文凭，反映出一种什么的心态？

　　张立栋：对洋文凭的追求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外在体现，就是贪大求洋。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是人才评价体系。这种人才评价体系更多的是重学历而不是能力。第二，很多高管追求洋学历，也反映出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有缺失，没有很好的诚信网络，或者是对他们业绩的评价体系。这种硬指标的缺乏只能用学历做填补。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说函授教育出发点很好，但是事实上却培养了高度的社会不诚信和投机，这个观点您是不是认同？

　　张立栋：函授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它的背景或者说存在条件应该是一种高度信任，不能有欺诈现象。现在函授教育中存在着很多信息不对称方面的漏洞。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之下，函授教育可以作为一种学习知识或者技能的经历，但如果把它纳入学历范畴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那么对于企业高管们来说，他们已经拥有了高管的职位，还有一些不错的收入，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文凭来包装自己？

　　张立栋：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企业层面是个很大的原因。现在很多企业在对外宣传时，说高管层拥有很强的实力，有多少拥有博士文凭，有多少是硕士以上的。这样一种评价体系，首先就人为地做出一种以学历作为主的标准。

　　另一个是社会评价方面，看这个企业家是在哪里学的什么东西。评价标准的不一样就产生了一个偏差，不看他的经营业绩、经历，而是看他的文凭。初试阶段的参照系有问题，就导致了随之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

　　主持人：有人说：“这件事实际上是骗人者被骗，看似自吃哑巴亏，实际上钱并非来自自己的腰包。”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被骗了也不当回事儿。这是不是反映出企业管理上的一些疏漏？

　　张立栋：从企业的管理角度来说，的确是有疏漏的。这种疏漏，有企业主动参与的因素。企业在对外宣传的时候，需要一些装点门面的东西，但假文凭涉嫌对外的欺诈。很多高管支付的这种假学历的费用，不是自掏腰包，他对企业就造成了欺诈。同时，对社会公众也造成欺诈。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这种倾向性非常有害。这些所谓的受害者都是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带动社会风向。如果他们贪大求洋的话，这种需求市场就会支持起一个更大的造假市场。如果他们的需求不停止，或者不减弱，这样的市场就会持续存在下去。

　　主持人：您觉得我们应该来怎么遏制这种现象？

　　张立栋：首先，建立社会诚信的评价体系，使正确的评价体系逐渐深入人心。以往的评价体系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通过一种渗透是可以逐渐达到的。

　　第二，最好的约束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自我的道德约束。所谓的礼义廉耻，只有知耻才能制止这种耻辱的行为。很多人并不支持实施这样的行为，原因就是造假者或者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太低，成本低是指社会舆论对于造假行为的宽容度太高了。另外一个方面，造假者对自己的道德底线设定得过低。一个过高，一个过低，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空间中从容的来回游移。所以社会评价体系和自我道德约束，这二者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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