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取消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规定的讨论十分热烈。起因是2017年12月8日，华中师大教授范军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上表示：博士生必须有两篇C刊(核心期刊)文章才能毕业，几乎是所有大学的通行规则。他说，他遇到的推荐稿相当大一部分是博士生的，编辑也为此苦恼。现在不仅是拼爹拼妈，还要拼导师、拼学校。现在两篇C刊都快把博士生和导师逼疯了。
此言一出，各大高校论坛纷纷开始介入讨论，甚至在《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上也刊登了支持范军教授的相关评论文章。至于各类时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可见关于博士生这一最高学历的取得规定，足以引起公共舆论的特别关切。
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几篇核心期刊的论文，此规定最早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开始实施，其初衷看似是为了确保博士的质量，实际上与校方对论文发表数量的重视和刺激息息相关。南京大学是教育部委托的核心期刊目录项目执行方，推出该规定有利于推广该校发布的学术评价标准。而浙江大学受到工科办学思维的影响极深，对于数量的追求一直有目共睹。
当然，对于每一所高校来说，无论是评比“211”、“985”或是“双一流”，还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关键。能否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关乎的就是学术资源的占有和社会评价的高低。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大学或学院对博士生毕业没有硬性的论文刊发需求，例如武汉大学的一些学院只要求C刊扩展目录即可，这类学校或学院被博士生们戏称为“良心学校(院)”。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在去年年初被踢出C刊目录。原因也很简单，武大学报人文社科版刊发的文史哲类文章较多，这类文章不像经管法类文章那样，会援引很多其他论文。如此一来，期刊在扩大论文的影响因子方面，就没办法跟上C刊的要求了。
正如许多评论文章指出的，博士生在读期间最大的任务应该是做好博士论文，而不是忙着发表C刊论文。一方面是时间不足，要求多而细，这一规定会占据博士生大量的科研、写作时间。另一方面，目前C刊一年的发文量在12万篇，3万文科博士生每人两篇就意味着6万篇，占去了总发文规模的一半，这几乎宣告了许多博士生不可能满足规定。
中国医生为了评职称，由中介代投论文到被中国公司承包的巴西三流医学期刊上，该丑闻曾引发巨大恶评。中国的博士生们为了发C刊论文，也存在请人代写、买版面的现象，C刊编辑的权力也在无形中变得巨大。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博士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博导本人。当然，对于博导来说，博士生毕业的压力落在了自己肩上，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不得不与C刊编辑搞好关系，以便帮助学生发文。
所以，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C刊论文的规定，是对目前学术评价机制非正常化的一次扭转。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发出疑问，博士生毕业难道就没有发文要求吗？显然不是，只不过对发文的期刊不应该做硬性规定。事实上很多C刊也存在文章质量低下的问题，C刊目录本身并没有能够确保所有期刊的优质。一本期刊的优劣与否，应该由多元的评价体系来决定，而不是仅仅由C刊目录一锤定音。否则，学术评价的机制就会僵化，学术权力就会被滥用，学术评价的流动性就丧失了。
目前，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就是一场“刷数据”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就是刷数据的前线人员，学校要求他们刷更多数据，而对于他们真正的学术水平则不太关心。因此，取消博士生毕业发C刊论文的规定肯定会影响学校原先的考评体系。不过，在中科院、社科院、清华、北大纷纷取消该规定的背景下，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其中。毕竟，对论文的评判需要更大的耐心，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论文，仅仅要求数量会扼杀学者的研究热情，打断博士生的研究进程。只有重建一套学术评价体系，让时间，让学术界，让思想市场来评判学术成果，才能确保更多的精品论文出现，才能呼唤大师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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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馥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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