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汤继强博士是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以经济学领域研究取得的卓著成就而享有盛誉。然而他在作这场演讲时，却显示出一个文化学者的深刻和一个艺术家知音的亲切。

　　毕加索来了！艺术圈内人有一些关注，社会上有一些关注，但象汤继强这样关注之强烈、联想之广远、思虑之深邃者，在官员群体中，却如四川大熊猫一样稀有。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角吹响的今天，相关主管部门、一些主管领导，热衷于忙着做规划、编项目、抓典型、搞表彰、造声势，紧锣密鼓，轰轰烈烈，总之“大家都很忙”。客观地审视一下这种“积极”、“重视”、“繁荣”的表象，相当多的功夫做的都是“面子活”、“无用功”，是为“交差”、“应景”、“邀功”的，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质性作用甚微，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甚微，对艺术家的帮助作用甚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呼唤真真切切的实质性参与、支持与推动。

　　汤继强对一个画展所倾注的文化自觉，虽然只是个案，但其意义在于，犹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唤起艺术家和社会各界对于文化的关注、思考，继而参与其中，带动和促进整个艺术家群体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升。当文化从政治层面还原为真正的艺术，激励出艺术家群体的创造活力，并被广大群众所分享的时候，距离真正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日子就不远了。

　　汤继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钟爱有加，使他没有妄自菲薄的情绪渲泄，他拥有中国文化艺术的价值观念，他反对“蜀中无人、西部无人”的观点。疾呼大家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才对！这是汤继强宝贵的文化自信。这使得我们对西部、四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添了一点信心和期待。

　　汤继强：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毕加索大展，包括此次毕加索画展来成都以后，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来与大家做一个分享。

　　一、关于毕加索画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成都经济的发展，今天可以举办毕加索，明天还可以举办毕加索。毕加索来了可以走，走了可以再来，只是这样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可能和今天不一样。

　　首先我谈一谈毕加索画展对四川的意义。前面朱总（朱明岭），包括杨（杨光）秘书长，还有其他的为毕加索画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各位各界的朋友们，首先我要向他们表示一下敬意。坦白地讲，毕加索画展来成都以后，现在已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外界对此次画展的评价，或者说在外面的影响，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认知。但我的评价和我的认知是毕加索到成都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是毋庸置疑的。从现实来看，从历史来看，从未来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毕加索到成都就是一个成功。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表面来看是不相关联的，但是我们放到一个平台上，或者放在同一个时空样态上去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崭新的认知。比方说4月9日，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13年6月6日—8日，财富论坛会在成都召开，因为我作为财富论坛主要的中方专家之一，这三年多以来吧，就是与财富论坛方面接触过程，每一次谈判我参加了，每一次他们的踩点我参加了，每一次沟通我几乎参加了，包括在今年春节前，与财富论坛的CEO对话，我们在讨论财富论坛在成都召开的这么一个主题，这是一个很小很窄的范围，两三个人参加的闭门会我也参加了。

　　财富论坛为什么会选择成都？那么就想就与今天毕加索画展为什么会到成都来一样，大家知道财富论坛在中国只有四个城市举办过，上海、北京、香港，成都是作为举办财富论坛的第四个城市。毕加索画展我了解过，目前在中国加上成都有五个城市举办过，有台北、有香港，有上海，有北京，成都是第五个城市来举办。财富论坛我们可以理解为全世界有影响力的经济活动或者产业活动，或者说它是更多的偏向于经济活动、产业活动的这么一个表达，是许许多多世界五百强聚首的一个关切点。包括我们共同确定了财富论坛在成都召开，它的主题是中国的新未来，他看到了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所扮演的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也关照到了西部在未来中国发展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作用，有一句话叫“世界经济看中国，中国经济看西部，西部经济看成都”，那么财富论坛他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因为我参加了中间的竞选了，最后锁定五个城市，就有北京、上海、有杭州，有成都，有重庆，我们五个城市里面竞选，成都胜出了，为什么？当然我说财富论坛选择成都，他的判断，他给予的肯定不仅仅是属于成都的，他应该是属于成都为代表的成都、重庆、西安，包括兰州，包括昆明，包括南宁，包括一大批的西部的区域。他实际上是把世界经济对成都的肯定，以成都的方式来作为一个表达。无独有偶，为什么毕加索画展空降了我们成都，你说它偶然，它真就那么偶然吗？为什么没有偶然到重庆去，没有偶然到兰州去，没有偶然到昆明去，它为什么是成都，大家深刻的分析一下成都和法国的关系，大家可以看看，为什么只有我们在彭州有一个上书院，为什么我们老一辈的很多革命家，包括邓小平、包括朱德，他们去的是法国，大家如果深刻的去想想这样一个历史的逻辑的话，表面上不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当然毕加索画展有许许多多值得打问号，值得思考，或者不尽人意的地方，没有关系，历史它一定会记住毕加索来过成都，所以说前几天我在《这里是成都》的那个节目里面，我说大家赶快去和毕加索打个招呼，去握握手吧。

　　毕加索来了，毕加索又要走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对于毕加索画展在成都来的理解，我们的认知还不够深刻，我们的角度还不够宽阔，我们的心胸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拓展。毕加索画展来到成都，他的阐释意义实在是太大了，他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情，也不仅是在座媒体的事情，是全社会的发动和认知的问题。当然它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我们的认知水平包括我们政府机构的介入，包括我们动员整个社会的相应机制都有许许多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毕加索画展来到成都，没有什么不成功之说，它一定是成功的。

　　所以，我相信有这么厚重历史底蕴的一个区域，像成都，像四川，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认知者，更多的精英，更多的民众。包括我们朱总几次谈到，在上海看，这个是白领去看，在成都去看，就是青少年去看，我坦白的说，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小平说发展高科技是从娃娃抓起，我认为艺术也应该从娃娃抓起。我儿子11岁，去看了画展，他说爸爸，我基本上都看懂了。我很欣慰，但是我确实听到很多人说看不明白，这个太抽象了，我就不明就里，他看不明白我们能够理解，他能看懂我们也能相信，为什么？这就叫艺术，什么叫艺术，艺术是苦难者的呼号。外界太强大了，我们与这个外界对话的时候，往往会以艺术的方式，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包括丹纳的《艺术哲学》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人高兴的时候要唱歌，要跳舞，要绘画，他其实是冲破了许许多多对于规制、规则的冲击，它打破了很多政治的、其他的框架和束缚，它是很纯粹的人性之美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艺术是苦难者的呼号！

　　大家去读读刘勰的《文心雕龙》，你们能找到很多解读的答案，千山同脉，万水同源，“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它说的都是这些意思。所以我认为，对于艺术的认知需要有许许多多各个方面的探索和思考。所以说，毕加索来成都已经很成功了，大家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认知这件事情，包括朱总也说了，已经有十几万个人去看，没关系，十几万人，你给他加一个乘数效应，这十几万人的后面，可能就是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它就会无限的放大。这件事情，虽然毕加索五月一日慢慢就会离开成都了，但是没有关系，他走了他还会来嘛。所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成都经济的发展，今天可以举办毕加索，明天还可以举办毕加索。毕加索来了可以走，走了可以再来，只是这样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可能和今天不一样，只是我们这一次的毕加索画展没有按照当初的那样一个设想把他放大些，再放大些，它的影响再大些，再大些。

　　没有关系，有我们大家在，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和没有在座的人在，毕加索画展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定会彪炳史册的。这是我第一点谈毕加索画展来四川以后，对四川的意义和对成都，对成都高新区义意义，当然还有好多可以解读的，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二、关于艺术和产业

　　——不是说我们的艺术家不行，不是我们张大千的画不行，是我们没有掌握这样一个主动权，一个主导权，定价权没有在这里，我们的金融没有配套，我的保险没有跟进，我们整个社会机制的发动还没有跟上，如果中国强了，我们中国画就值钱了，中国的艺术家就值钱了。

　　第二个观点呢，关于这个产业和艺术，我想其实我的理解，产业和艺术是一个矛盾体。艺术是一个纯精神层面的追求，不能用钱去衡量，不能用管多少钱去说它，这个事对艺术是一个对冲，它既是一个肯定，又是一个对冲。就是艺术怎么能用钱去衡量呢？没有办法，全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规则。我前几天和几个艺术家讨论，他们说中国的画不能和西方的画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画不值钱，西方画值钱，我对此事存疑，什么叫值钱，什么叫不值钱，为什么不值钱，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定价权，那如果让我定价，我就说张大千的画就比毕加索的贵，但是我说了不算，整个系统不支持。我认为，这里面牵涉的非常宽广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说了算。因为东方文化和东方艺术，你没有掌握世界的一个定价机制，你不是强势文化，我们今天大家出去要学英语，你怎么没有喊他学中文呢，就是我们现在各个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点点，包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也一样遭受这样的待遇，不是说我们的艺术家不行，不是我们张大千的画不行，是我们没有掌握这样一个主动权，一个主导权，定价权没有在这里，我们的金融没有配套，我的保险没有跟进，我们整个社会机制的发动还没有跟上，如果中国强了，我们中国画就值钱了，中国的艺术家就值钱了，包括我们许燎原老师就更值钱了，他可能就是未来的毕加索，就是未来的张大千！所以我认为呢，艺术是可以交流的，艺术本身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实不管是我们今天搞这个，搞那个，要搞一个什么产品和艺术对接，那都是人类牵强附会，艺术的东西是一个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怎么能用钱去衡量呢，用人民币，用美元去衡量呢，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要传播，要产业化，它就是要搞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尊崇这样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2000年的时候，在回国之前，我有一段实习的经历，我就去了一家美国的公司MIDILAND，中国人了解这个公司的人很少，但是它在美国很牛，就是在美国本土打败索尼公司的一个美国公司，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为好莱坞的大制片公司做音效包装的，就是音乐配套的那些东西。我去实习时，该公司的老总给我说一件事情，当年有一个人，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彼得·席斯，这个人在千禧年的时候，被克林顿夫妇邀请进了白宫，他们给克林顿夫妇送了一对彩绘的蛋，就是彩绘的鸡蛋，他这个彩绘的蛋很漂亮，看了以后确实能给人以震撼，就是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尊崇。当时MIDILAND公司的老总看了以后，他就动了一个心思，他希望用这个彼得·席斯的画，来做他公司产品的包装或其它的一个什么部分，来推介公司产品什么的，但是他老就是和彼得·席斯谈不拢，这个彼得·席斯就是不答应。他说汤先生，我知道你中国文化深厚，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我来说服彼得·席斯，让他同意用他的画来作为我们的公司和产品的配套，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我说试试吧，但是我的英文达不到要求，写不了打动彼得·席斯的东西，你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翻译给我做配合，我用中文来写，他们给我翻译成最好最地道的能够打动彼得·席斯的英文，后来我们合作成功了。

　　这里多啰嗦一句，为什么他要选中彼得·席斯，又要请我给他写这个信呢？因为彼得·席斯的父亲是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修川藏公路时候的摄影师，这个人是搞纪录片的，当时中国和捷克的关系非常好，捷克就派最好的摄影师就来帮助我们记录修传川藏线的过程，这个彼得·席斯的父亲到西藏以后，突然就有了感觉，看到西藏那里的人对宗教的敬仰和崇拜，他在里面拍到了很多宗教的东西，发现他们对生命阐释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认知和一般的区域，再后来他的父亲就把在西藏每一天的经历写成了一本日记，他用了一个红盒子来装，叫《red box》，然后把这些日记本全部装在这个红盒子里面，他父亲临去世的时候，就把这个红盒子交给他的儿子，作为他的遗物，这个彼得·席斯看到他父亲的日记以后，就获得了灵感，突然就在绘画的艺术上就大踏步的前进，从此他就把这个《red box》作为他创作的宝库，他要搞什么作品的时候，就看看他父亲的日记，他要从他父亲的日记里面获得灵感，包括他送给克林顿夫妇的这样一对彩蛋，他的取材也是从《red box》里面获得的，后来我想我真用中文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前面提到的《文心雕龙》里很多观点。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千山同脉，万水同源等等，还有你是你用的画与社会交流，我是用我的产品与社会交流，我们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而已，所以大家想想是不是一样嘛，画家用他的画笔，我们的记者写文章，做社会交流，我们音乐家作的是一个曲子，两个曲子，其实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我们与社会交流用的工具不同，其实你想透了不是千山同脉，万水同源吗？所以产业与艺术，我们人类各个方面的分工，包括我们所用的工具，我们所表达的方式，只有分别不同而已，他一定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当然我们也说到这个体制太强大了，外界太强大了，我们的政治太强大了，我们的宗教太强大了，它往往对艺术有一种对冲，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产业的帮助，透过市场机制的帮助，普遍会对于局部聚焦的一些重点的产品，重点的艺术品，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说这个产业和艺术的对接，我们不要紧紧理解成一个较低的层次，我们应该以更宽泛、更宽广的思路去思想和关照这样一个产业和艺术的命题。当然我觉得四川是有很深很深底蕴的，所以毕加索来成都，表面上是偶然，或者是他们说的空降成都，其实内在有非常深刻的必然因素在里面。

　　三、本土艺术家怎样走出去？

　　——为什么我说这个平台虽然很简陋，但是我愿意在这里，把我对艺术，对艺术是产业的关联讲出去？为什么我们今天带来了海外的、北京的很多都是顶级的媒体朋友？为什么我要借这个地方，要把我们四川，把我们成都，把我们西部对艺术，对产业，对这样一些文化的东西的认知传递出去？旨在不要让外界觉得蜀中无人、西部无人啊，大家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才对！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本土的艺术家，包括中国的艺术怎么样能够走出去，怎么样能够按照这样一个规律来发展。我们今天还处在交学费的阶段，我们今天办这样一个巨大的画展，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完全按照设计者的要求去达到这个预期，实际上我的理解这还是处在一个交学费的过程中，这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各部门，在组织发动社会的过程当中，值得思考一件事情。

　　我看了一下历史，有件事跟张大千有关系。抗战胜利的前夕，当时四川省的省长叫张群，他是很“贴”蒋介石的，最近有好多资料和电视片把这个问题翻出来了。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今天还是对他表示敬意，不管他是国民党什么的。当时张大千去敦煌临摹了许许多多的画，在成都搞了一个画展，期间中国最顶级的20多个文化人齐聚成都，一时间成都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后来还有人把这样一段时间的成都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肇始之地。大家可以去看看档案馆，一定能够翻出这段历史。当时中国最顶级的文化人，艺术家几乎全部云集成都，当时张群他同时主管宣传，省长亲自出面，对这件盛大的事情进行推广，进行介绍。

　　因为毕加索画展来了，我也开始学习毕加索，了解毕加索，我就翻开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我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张大千去巴黎搞了两场画展，1956年7月28日，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之前张大千很惶惑，他给我们外交官说你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下毕加索，这个人说毕加索名气太大了，他联系不上；张大千又给法国方面的主办展览的人说，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下毕加索，那个人说毕加索的名气太大了，不能给他联系毕加索。后来，张大千就不高兴了，他直接让他的翻译打电话给毕加索，那个叫加尼福尼亚别墅里面，位于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就靠在地中海边，很漂亮的一个别墅，取的名字叫加尼福尼亚别墅，但是他这个别墅在法国尼斯，后来他就让他自己的翻译直接打电话给毕加索，毕加索听说张大千要来，惶惑得不得了，这边我们请了两个人去联系毕加索，都不敢去联系毕加索，他让翻译打电话给毕加索，毕加索立刻就同意接待，张大千他是知道的，张大千、齐白石他非常的心怡，很崇拜的。张大千他见到了这个毕加索，毕加索见了张大千，就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东方人都要跑到巴黎来，在我们这边来学艺术，巴黎哪儿有什么艺术，我们白种人有什么艺术啊，西方人有什么艺术啊，艺术都在你们东方啊”。所以你看这个毕加索多么聪明啊，他多么谦逊啊，当然他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不需要置疑的，他的画也很管钱，也不需要置疑的，当然我不管他后面的推手，他的金融制度怎么设计，他的国家怎么设计的，但是他艺术成就，包括这个老头儿活了91岁，他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去世。他曾经画了一幅画《斯大林肖像》，作为斯大林同志生日礼物，让前苏联很不高兴，当时我们全部跟着苏联走的，对这个毕加索同志也有些起伏。毕加索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本来是个西班牙人，其实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我们有一个张大千，我们对他的认知有多少？后来连毕加索都说我们西方没有什么艺术，那么我说什么意思呢，又回到刚才说艺术和产业的题目来讲这个事，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另外我们一定要增强这个国家的整体的、总体的一些实力，只有这样慢慢的浸润式的发展才行，不然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么被动。前不久，我在川大讲国际化的问题，我就讲主动国际化和被动国际化，正向国际化和逆向国际化，你看现在香港和台北国际化程度高一点，那是被殖民过，这样的国际化我们不要，我们千万不要把国际化当成西方化，更不可能当成殖民化的事情。它有一系列的事情，相对于说里我们四川，我们中国其实这个土壤非常深厚，我们缺什么，我们该怎么样深层次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在电视上做节目，我说了一句话，搞艺术的不能仅停在圈子里面，就是不能搞“零和博弈”，就是用非艺术的方式去阐释、理解、推广艺术的东西，只有这样，艺术才能从小众变成大众的东西，才能真正的走出“自说自话、划地为牢”的小众的圈子。你可以允许他看不懂，但是你一定要让他看，你可以允许他对这个事情不理解，但是你一定要让他慢慢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不光是政府有责任，我们艺术家本身也有责任，我们这样一个机制有问题。所以这一次我们几个企业家，包括朱总（朱明岭）、杨总（杨光）、包括覃总（覃兴炯），包括岷山饭店，包括明宇集团，这些企业家能够站出来，就在我们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觉悟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率先站出来，他们“出血”，他们掏钱，他们为我们服务，包括今天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了不起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平台虽然很简陋，但是我愿意在这里，把我对艺术，对艺术与产业的认知讲出去，为什么我们今天带来了海外的、北京的顶级媒体的朋友请过来，为什么我要借这个地方把我们四川，把我们成都，把我们西部对艺术，对产业，对这样一些文化的东西的认知传递出去，不要让外界觉得蜀中无人，西部无人啊，大家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才对！

　　当然，一个人的声音是有限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广大的声音，一个多层次声音，能够深刻的去激发出这片土地上对艺术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文化的自信和对文化的自觉，就是只有这样深刻地发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而且搞文化不是文化厅的事情，搞艺术不是艺术机构的事情，它一定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过去到现在，一定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做，政府做什么，全靠政府也不行，离开政府也不行，政府做规则，做环境，做引导，政府去做扶持这件事情，文化或者是艺术，扶持他们发展的一个先导者。

　　说来也有让特别让人生气的地方。听说，前不久我们在伦敦搞书展，我听说了，我们想出去的作品出不去，现在出去的作品别人不买帐，然而我们有的人去了以后，留两个人守着这个摊位，其他人去干什么去了？去纵览山水去了，你说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花好多钱去做这种事情，他的效果会怎么样，贻笑天下嘛，别人都会看你的笑话的。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伦敦，他就打电话回来说，让人特别觉得心疼，所以我认为我们政府，真正应该担当起这样一份责任，我们的社会应该担当起这样一份责任，深刻的理解这件事的内在和外在的机理，前面几位领导都讲了六中全会，我们确实现在也意识到了，我们除了GDP的增加，除了财富论坛要来，我们文化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所以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能够以毕加索画展这件事情，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解读它，我们能够在里面悟到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说毕加索这件事情不能完呢，它绝对不能完，我们可以从正面，从多个侧面去理解，去阐释它，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另外我们的艺术家朋友们，你们也要充满自心，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我仅仅是作给政府看的，我为了几斗米什么的，不是的，从事艺术有时候会有一条孤独的道路要走。所以呢，我觉得时代总是在进步的，明天总会比今天好，或者明天会更好！那么对于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化，对于我们许许多多的产业发展，包括我们今天的产业高端，高端产业，比如我们在经济领域，在其他的一些方面。

　　2000年江泽民主席去美国做了一场英语的演讲，当时美国的许多企业家就问克林顿，说别人是贵为一个大国的领袖可以到美国做英语的演讲，请问克林顿先生，你能不能到中国去做一场中文的演讲？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值得研究思考，深刻思考的东西太多了，千万不要理解我们的企业家就仅仅是有一些商业目的的考虑，不是那样的，我说好啊，你能做一个什么事情，又能兼顾商业利益，又能兼顾社会效应？所以啊，我们不能带着有色眼镜，不能带着框框去看待和思考，为什么我从3月31日第一次走进毕加索，我就下定决心，不论我的职位多么低，我的权力多么小，我一定要动员我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支持毕加索画展这件事，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去川大做多场演讲我都讲这个问题，我把毕加索画展的票，作为奖品发给同学们，大家提一个问题，我就让他去看毕加索，后来我动员他们都去看毕加索，我说为什么？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肩头很小，但是我们大家连起来力量就很大了。所以说毕加索画展这件事不能完，这件事一定要在四川的、西部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从多角度去思考，去检讨，要把毕加索画展这件事情留给我们这片土地，变成绵长而富有深义。

　　(注：这是汤继强博士2012年4月28日在“成都·产业与艺术论坛”上的即席演讲，录音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