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广州6月12日消息（记者 郑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高技术发展计划(863)和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的资助下，最近中山大学徐安龙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六亿年前重组激活酶（RAG）转座子的“分子活化石”，为“人类抗体重排机制的转座子起源假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人体的免疫系统分为非特异性免疫（先天的固有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后天可改变的适应性免疫），抗体重排机制就是特异性免疫中，后天能应对无数病源侵害的最关键机制。在此背景下，寻找抗体重排机制的起源成为是免疫学界最基本的最经典的科学问题之一，它激励着一代代免疫学家为之努力。早在1979年，美籍日裔科学家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在发现了人类抗体基因片段（V(D)J）重排机制，并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奖。

　　然而，利根川进所提出的“人类抗体重排机制的转座子起源假说”，在过去的近四十多中，从未得到证实，成为困扰免疫学界的一个经典谜题。

　　重排机制及其起源究竟如何？徐安龙教授团队这篇发表在《CELL》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脊椎动物免疫系统起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奠定了文昌鱼成为免疫演化研究的模式生物的地位。结论性地印证了关于人类的抗体在进化的历史上是怎么来的。从免疫学的大视野看，该发现将改写现行免疫学教科书关于适应性免疫起源的观点，将适应性免疫的起源由脊椎动物推前到无脊椎脊索动物文昌鱼，由此向前推进1亿年。

　　徐安龙：该项研究，印证了关于人类的抗体在进化的历史上是怎么来的，在免疫学上争议的观点，一个是认为，它来自遗传基因的转座子，是由诺贝尔医学奖，也是发明发现免疫球蛋白重排机制的美籍日裔科学家提出来的，第二种假说是后面大家通过研究发现的，很多病毒的基因剪切有关系，认为是来自病毒的，甚至来自于其他生物，所以争论很多。我们这个结果证明利根川进的学说是正确的。

　　近年来，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愈来愈得到重视，然而，这项研究对未来的医学研究带来什么影响呢？徐安龙认为，一方面是增加对免疫性疾病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从长远角度看对于现实的抗体药设计和改造提供了新思路。

　　徐安龙：第一是理解抗体免疫体系，这么一个精致、这么一个多样、这么一个广度来应对我们人一生中这么多的病原菌，它进化产生这么精致的“机器”，在古代6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直演化到我们人类现在，有多少从古代能借鉴给我们，用于我们现在在一些免疫性疾病的理解上的重要意义。第二个是在现实的抗体药设计和改造，是在人工设计抗体方面，是应用的前提。我们发现，古老的剪切酶RAG1和RAG2，基因重排酶，它具有我们人的重排酶相同的功能基础上，它有一些有独特的功能，甚至在效率上有独特性，所以能否给我们借鉴，更好改造人类抗体的设计以及未来抗体药物的研制的作用，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