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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日签署第46号国家主席令，公布了这个重大决定。

　　这是一个牵动亿万人心弦的时刻，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成为历史档案，延续了2600年的按地亩向农民征税的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告别“皇粮国税”，卸下肩上的重负，让数亿中国农民欢欣鼓舞。“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这类门联一度流行中国乡村。

　　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68岁的农民王三妮，自投资金7.8万元，花了大半年时间，铸成一尊“告别田赋

　　鼎”。青铜鼎上的铭文最后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2006年，被视为中国农政史上一个千秋醒目的时代划分。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整体推进，一项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生工程”，一系列科学发展的重大制度变革、政策创新，重新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关系，重新调整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开启了农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亿万农民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但是，沉重的税费负担很快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税费改革势在必行

　　数千年间，农民赋税的名称和形态发生过不少变化，但是“皇粮国税”作为邦国之本，保证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辉煌存续，以及悠久文明的延伸。

　　1958年颁布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以农业收益额为课税对象，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从1985年起，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被取消，农业税相应由原来征收粮食改为按粮食“倒三七”比例折算成货币金额进行征收，实现了从实物税向以货币计税的过渡。1949年至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农业特产税从1983年开征到2003年，累计征收1366.25亿元。现在看来总量并不大，税赋比例也不到“什一而税”，但在那个年代贡献巨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亿万农民快速解决温饱。农民种粮和售粮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到收获季节，粮站门口排满售粮的队伍，昼夜不歇。农民津津乐道于“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农民的喜悦很快被“卖粮难”冲淡，接着受到“白条子”的伤害，继而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头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两工）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这句让全社会听得耳热的民谣，揭示出一个重大问题。

　　安徽省怀远县自1999年被省政府批准为全省4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县之一。现任怀远县农村财政管理局局长严坤友，自那时起参与了税费改革的全过程。

　　严坤友说，1998年，怀远县农业税收入2663万元，而“三提五统”总额达8081万元，是农业税的3倍多。怀远县乃至全国第一轮税费改革的重点，就是取消“五项乡级统筹”，把“三项村级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作为农业税附加，随农业税一并征收。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农民所指的“无底洞”上，即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的“三乱”问题。比方说，农民家庭“杀年猪”才缴屠宰税，有些地方不管是否杀猪，都按人头征收屠宰税；再比如，有些乡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商税收任务，平摊到农民头上；再加上计划生育罚款、子女教育支出，农民不堪重负。

　　按中央要求，各地区农民负担的提留统筹费，不允许突破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很难。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这样写道。不少人因此弃田撂荒外出。

　　而从1990年开始，中央几乎每年都出台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的措辞已经相当严厉，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有了“农民负担监督办公室”这样的机构，后来各级政府都常设“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