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3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后父母能否要求返还，未婚生女后分手孩子由谁抚养……最高法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3月2日揭牌，如何更好推进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

　　恋爱同居非婚生女，分手后谁都不想要孩子，谁来为孩子主张权益？未成年人将父母做生意的160万打赏给直播平台主播，到底该不该退还？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涉及未成年人切实权益的纠纷审判原则是什么？如何让未成年人远离互联网犯罪的伤害？最高法3月2日发布典型案例予以回应。

　　同样是在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正式揭牌，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是，现实中，父母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时有发生。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03年出生的小胡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她的父母在恋爱期间同居生下了她，但在解除恋爱关系后，都不愿意抚养这个非婚生女儿。最高法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介绍：“起初是由孩子的祖父母抚养，后由于祖父母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多次向当地村委会反映。”

　　2016年11月，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小胡患有抑郁症、分离转换性障碍。“最终由妇联组织代该未成年子女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父母全面履行抚养义务。”郑学林说。

　　法院综合考虑二被告，也就是小胡父母的婚姻状况、经济条件和小胡本人的生活习惯、意愿，判决小胡由父亲直接抚养，随父亲居住生活；她的母亲从2017年6月起每月15日前支付抚养费500元；小胡的教育费、医疗费实际产生后凭正式票据由她的父母各承担50%，直至小胡独立生活时止。

　　郑学林说，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与这个案件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

　　最高法认为，法院积极探索由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审判实践中，抚养费纠纷占有一定比例。郑学林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抚养费只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一个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一个父母共同陪伴、温馨有爱的家庭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正如一个心理学家所讲的‘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

　　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万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最高法副院长、少年法庭办公室主任杨万明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社会观护、心理疏导、司法救助、诉讼教育引导等制度，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虚拟充值消费等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亲属账号作出的打赏、购买等行为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引起社会热议。这样的案子怎么判？

　　典型案例显示，2002年出生的小刘，初中辍学，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16岁的小刘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父母知道后，希望这家公司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拒绝，无奈起诉到法院。郑学林介绍：“人民法院多次辩法析理的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庭外和解，该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

　　郑学林说，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甚至像这个案例，100多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

　　最高法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的相关指导意见，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郑学林表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专章，对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严格网络产品和服务责任、加强网络管理等社会关切的问题作出了规定。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表示，保护未成年人免予网络沉迷、免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广大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当‘低头族’，为孩子做出表率；家庭和学校、家长和老师要共同关注孩子使用网络情况，引导教育他们正确、适度使用网络，提高他们识别风险、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互联网企业要增强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严格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