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曾在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从雁门关隘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塞北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

    那么晋商为什么能创造如此辉煌的成绩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畏艰险、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与艰苦创业精神。二是同舟共济、信誉至上的经商理念。三是以商为本、重商立业的价值追求。四是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

    从本期起，本版推出专栏《诚信晋商》重点介绍晋商的信用，包括晋商信用的社会表现、晋商信用的生成机制和晋商信用的历史启示等等，展示诚信晋商的昨日风采，同时也希望给现代晋商以启迪和思考。

    专家名片

    孙建中，经济学教授、博士，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晋中学院院长，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的著作有：《资本国际化运营》、《晋商北路贸易》、《诚信晋商》等。

    晋商是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支强劲的商业团队，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卖豆芽、卖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成为雄霸全国的商业巨擘，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恪守自己的原则，坚持信誉至上的理念。以至梁启超感慨地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守信用。”那么晋商的信用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国传统社会有长达上千年的抑商、鄙商传统，其中不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高论，也有“无商不奸”的俗语。在民间流传的传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无不充斥着对商人重利轻义、逐利舍情行为的刻画和批判。明、清晋商以立人为先，强调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诠释了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晋商为长途贩运商，后来又发展为票号商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既然要利以义先，就首先要做到取利有道，要“公道待人”、“童叟无欺”，要 “勤俭为先”；其次，利要服从义，要为义舍利。在此举两个典型事例：其一，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以致饥民饿死。祁县商人乔致庸率先开仓放粮，县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结果祁县死人、逃亡人数为各县最少。其二，清末民初，国难当头，晋商募捐100多万两白银，赎回矿权，还积极筹办保晋公司，并认购20万股，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晋商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商人的忠义人格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和气生财。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故事很多。   

    拾金不昧   

    明朝临县人王子深经营一家客栈，小店不大，说不上豪华，但也干净整洁，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深受过往客商的青睐。一次，有位商人住宿离开后，王子深打扫客房，发现了客人遗留下的一袋银子，便将银子妥善保管，等待失主返回认领。几日后，那位商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返回寻找，王子深谨慎地验明他的身份后将遗金原封不动地交付。失主为了感谢他，拿出其中一半的银子作为酬谢。王子深谢绝道：“你是我的顾客，财物丢失也有我的责任，再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受人之托   

    清代泽州人王文宇在河北保定完县做生意，与葛东岗交情深厚。葛东岗有个儿子尚未成年，他怕其子败家，就悄悄地把800两白银交付给王文宇。葛东岗去世后，王文宇将葛东岗的儿子培养成人，并帮助他自立起家业，才把葛东岗遗留的白银全数交给他。   

    视诚信如生命   

    清代汾阳人崔崇圩以卖丝为业，往返于张家口和大同一带，虽利润不太丰厚，但也算富足。一年，市场行情不看好，年终结账亏损很大，崔崇圩的财东对他很不满意，并由此而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崔崇圩愤然剖腹自杀，肠子流出数寸，甚为悲壮，气绝前还说：“我不善于贸易，以至于主人亏本，愧在人世。”

    注：《太原日报》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