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话、一支笔、一张纸……在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仨姐”调解室内，三名调解员正忙着在电话里与调解双方沟通，协调赔偿事宜，争取让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仨姐”调解室成立于2022年2月，由3名退休返聘人员担任专职调解员，从事劳动仲裁案前调解工作。“仨姐”调解室至今已成功调解劳动争议755起，涉案金额2700.53万元。

诉前调解化矛盾

茹燕萍是“仨姐”中最年长的一位，以前是八字桥的社区主任，退休后选择再“就业”，成了一名调解员。“不服老啊！”茹燕萍调侃道。

10月19日上午，茹燕萍在调解室接待了前来签《劳动纠纷调解协议书》的邓先生和用人单位负责人。“感谢你们耐心热情的帮助，这么快把这个案子解决了，使我顺利地拿到赔偿款。”申请人邓先生在签收《调解书》后激动地说道。

邓先生因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经绍兴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十级。之后，邓先生多次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支付工伤待遇，但一直协商无果，于是向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院立即委派“仨姐”调解室进行调解。茹燕萍在接手案子后，积极与邓先生和用人单位沟通，告知企业相关不利后果，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达成一致意见。企业支付了邓先生30000元，并配合邓先生办理好工伤理赔手续。

当天下午，茹燕萍又帮助另一位申请人李先生完成调解，企业最终支付李先生全部工伤待遇75000元。“这个工作就像是打仗，每打一场胜仗，我会很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如果没调解好，会比较遗憾，所以还是要努力去做，尽心尽责。”茹燕萍感慨道。

在完成调解后，茹燕萍将调解成功的两个案件上传到人民调解大数据管理平台和浙江数字人社平台，完成案件闭环。今年，“仨姐”调解室已成功调解劳动争议425起。

“仨姐”调解室每天能接到二三十个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这需要三位“大姐”专业、耐心、细致的调解。

孙美香是三人中最为“专业”的。2003年，孙美香进入育才社区工作，担任了近8年的调解员，有丰富的调解经验，之后还成了一名人民陪审员，多次参与案件审理工作。和茹燕萍一样，孙美香也在退休后加入到“仨姐”调解室中，从陪审变成了“主审”。

前不久，潘先生公司的一位员工因工受伤，双方就赔偿事宜产生了分歧。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这位员工向越城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并获得经济补偿。“劳动关系认定是工伤认定的前置环节，这位当事人想确定劳动关系，主要为了解决工伤纠纷，但双方心理预期存在差距。”孙美香说。

工伤赔付一般依据《工伤保障待遇一览表》，里面写明了不同伤残等级对应的赔偿标准，以及所需要的赔偿条件，这些专业知识孙美香早已烂熟于心。“根据伤情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我心里大概有个判断。”赔偿条件、赔偿标准双方并不了解，孙美香就反复电话沟通和现场交流，向他们介绍相关法律，也分析调解失败可能产生的风险。经过一番努力，双方预期一点点拉近，最终达成了平衡。

像潘先生这样存在劳动合同争议的企业不在少数，孙美香也会充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对人事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督促企业加强管理，从根源上减少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发生率。

“师傅，你先不要急，慢慢说……”在“仨姐”调解室，这样的话，调解员每天要说上无数遍。濮小敏于今年4月份新加入调解室，相较其他两位“大姐”，她算是一名新人。在接触调解工作后，濮小敏一边学习法律法规，一边学习“拉家常”式的沟通，业务上手地非常快，已成功调解劳动争议50起。

翻开这些调解成功的案件，里面放着的是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最上面则是一张写满调解过程的纸条，这也是“仨姐”调解室的“法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有记下来，才知道矛盾点、突破点在哪里。”濮小敏向记者介绍道，纸张上会写上明联系的时间，沟通过程中双方的意见，是否能到现场签协议等，方便复盘查看。这样详尽的工作记录，也帮“仨姐”调解室避免了不少麻烦。

调解工作时常会遇到双方不理解的情况，这让濮小敏有时也感到委屈。“申请人觉得我在偏袒企业，企业又觉得我在帮申请人。”经过“大姐”的开导，濮小敏渐渐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调解时不偏不倚，不将情绪带给调解双方，让矛盾得以更好地化解。

近年来，越城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基层各项工作稳步前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仨姐”调解室成立是破解劳动纠纷案件“案多人少”困境的有力举措，通过加入人民调解的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把劳动争议快速化解在立案之前，有效减少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对当事人双方来说同样是好事，既推动了诉源治理，也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吕越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