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是个乡村中学的学生，有幸被齐河县文化馆选中参加写作培训班。这里有全县城最漂亮的建筑和一群年轻活跃的大脑。当时，大学尚未招生，一群农家学子聚集于此，体验着青春和梦想，也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天，刘德润大哥在画室浏览一本画册，其中有一幅国画叫《当代英雄》，令他赞赏不已。这幅画的背景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工地，画面是两个铁姑娘高举铁锤，战天斗地。春风里，她们的小辫子在跳跃，蓝花花的围巾也像飞扬的旗帜。这，不就是我的家乡？画面上的姑娘不就是我和村里的姐妹们吗？那些年，担任村支书的母亲每年开春都带领乡亲们推小车抬土筐筑坝引渠，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从早干到晚，能吃上两个窝头喝碗玉米粥就像过节了。正长身体的我经常饿得眼前发黑，恨不得长出翅膀立马逃离那片土地。

单应桂作品《当代英雄》

那时的我，尽管不懂艺术，但眼前这幅画还是吸引了我，把我带入一种懵懵懂懂的审美体验。一遍遍看着画面，不由摸摸自己的小辫子，拽拽脖子上的花围巾。我多么渴望走进这个画面，走进这个激情飞扬的场景——艺术中的“走进”和生活中的“逃离”，就这样给我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课。

德润大哥说，这幅画的作者叫单应桂，是个著名女画家。从此，我记住了那幅画，也记住了“单应桂”这个名字。几年后，德润大哥走出小城成为著名油画家，我也逃离故乡在省城做了媒体人。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坐在单应桂老师家的客厅里采访她，一开场，我便给她讲这段少年往事，她哈哈大笑，原来咱俩早就认识了啊。

端详着她，当年那个给了我梦境的人，已满头银发，条条皱纹里洋溢着知性和慈祥。看着她，我突然想起我的两位母亲。我的养母长得高大强壮，解放前提着脑袋给八路军藏粮运粮，差点儿被国民党散兵活埋，解放后成了我们县有名的村支书；我的生母则秀外慧中，通过自学进城当上了女干部。可以说，我的两位母亲都是觉醒的女性和强者，但我依然觉得关于“母亲”的想象远不止于此，就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别人家的母亲也让我羡慕不已。

同为女人，同为母亲，同为职场女性，除了她是个著名教育家、艺术家，在年龄上，我和单老师也恰好有一个女儿和母亲的年龄差。一见面，围绕着女性话题，女性创作，女性视角，我们的交谈就像两条小河很快有了契合点和共情处。

在单老师的画室里，一本本出版的画册，一摞摞创作中的画稿，让我看到了一个画家的编年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和平幸福》、九十年代的《沂水欢歌》，再到二十世纪后的《高原牧歌》等，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她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些时代。

最让我震撼的是她的大型创作画《逃亡—童年的回忆》，阔达的构图，凝练的线条，表达着流亡难民的悲愤和呐喊，描绘出一幅浓缩的民族苦难史。日寇侵华时她才九岁，随家人逃到鲁西南一带，饥寒交迫，头上长了虱子。画中的人物原型也来自她的乡亲们，其中有个牵着母亲衣角头发蓬乱的小女孩是她自己，背上的小男孩是她的弟弟。长大后，弟弟参军了，参军的弟弟走进了她的另一幅作品《参军图》。《逃亡—童年的回忆》在她六十岁时已完成，七十岁时又重画，而“弟弟”的参军图她画了四遍仍不释怀，还要再画，用她的话说，那支逃难的队伍几十年来就像一把刀子戳在心里，如一道伤口不能愈合，稍一触碰就有鲜血流出来。而“她”和“弟弟”还有画中的乡亲们都在醒着，都在生长，就像一棵大树，每画一遍就长大一轮，长出新的枝蔓和绿荫，成为她生命中的营养。

单应桂作品《逃亡-童年的回忆》

这些作品被她捐出。2016年，她又设立了“单应桂艺术基金会”，把重要的作品陆续捐给家乡和她任教的山东艺术学院，帮助那些贫困的学子们。这些年来，她画了捐，捐了画，仿佛从童年出走，再轮回到精神意义的童年。而她的成长也从来与年龄无关，那些接受捐助的孩子们一茬茬蓬勃生长，在这些生长里有你有他也有我。

从《当代英雄》与单老师相识，到《逃亡—童年的回忆》对她的第一次采访和写作，再到后来多次采访和写作，我和单老师亦师亦友，成了忘年交。

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近些年来走向了衰落，近乎“沦为”遗产。单应桂先生不仅是山东画坛的领军人物，也是解放后我国早期年画创作的优秀代表。几年前，我被邀请参加她主持的年画研讨会，便决定做个年画的新闻选题。写完初稿后不满意，便三番五次跑到她家去请教求助。那是个夏天，单老师家没开空调，我热得大汗淋漓，她便拿一把小扇子给我扇风，几个小时的脑力激荡让我脑洞大开。一周后，这个选题《我要把我的“样子”留给世界》，在《齐鲁周刊》七块版面隆重推出。

单老师说，你们这是帮我，帮年画。我说，您不就是一幅不老的年画？您以一己之力推动这个画种的传承和创新。我自认为那是我写您最有分量的一篇文字，不，不光是文字，那是我和您一起记录和参与抢救了一次民族文化的遗产。大半夜，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符，仿佛和您一起漫步在一片蓝色的海滩上，朵朵浪花扑面而来，我跟在您身后变成一颗亮晶晶的小沙粒，这颗小沙粒参与了文明的堆积。

而艺术则是记录人类文明最高级的审美形式。2024年，您移居云南的第一个夏天，有个摄制组因拍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临摹和修复山西永乐宫壁画的故事找到您，当年您还是中央美院大二的学生，被选中参加永乐宫壁画的临摹。参与临摹的画家们在世者不过二三人了。这个摄制组千里迢迢奔赴云南采访您，您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屏幕上讲述那段历史，专业而又生动。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年的临摹是在宫殿内搭起一排排木架子，您和同学们天天在这些架子上爬上爬下，裤子磨破了又没有新的换便一天天凑合着。碰巧北京电影厂去永乐宫拍摄纪录片，老师指派一男同学代表出镜发言，因为他有一条没有磨破的裤子，而女同学见了摄制组的人都不好意思站起来，害怕人家笑话，那时候国家穷啊！看到这里，我眼窝发潮，这些当年临摹的壁画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就像古老的遗存长出来的子孙。在创造人类文明和修补文明的碎片里，女性从未缺席，即使她们粗衣烂衫也光芒万丈。

视频播出第二天，您打电话问我，看到访谈了吗？我出镜穿的是你给我买的那件方格上衣，好看吗？我说，好看，好看。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我想起一个小女孩，有一年照全家福，小女孩早早扎好小辫坐在门口等着去照相馆，可她的爷爷，那个曾考取清朝解元的爷爷不让她去，只因她是个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您。这是您给我讲过好几次的故事，可见，这个故事成了留在您童年记忆里的一个“事故”。当年拒绝小女孩照全家福的爷爷恐怕想不到，为了抢救永乐宫这个“全家福”，他的孙女把青春才华融入了一段历史的文明。

在您移居云南离开济南的前两天，我担心您出门儿不方便，给您买了两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送去。您试了试说，这么合适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单老师，给您买衣服的这家商店就是当年我曾带我的母亲们买过衣服的商店。我在农村跟随养母长大，而我城里的亲生母亲除了她的年龄，我和她之间的数字唯一让我记住的是她的腰围：二尺六。在给您买衣服的时候，我恍若看见我天堂里的母亲笑眯眯地向我走来，单老师，谢谢您，您让我又体验了一次做女儿的感觉，您延续填补了我对“母亲”的想象和缺失，您也在我的采访和写作中给了我文化血缘里的“母亲”基因。

同为母亲，我和您尽管相差二十多岁，但对女性，对母亲这个角色却有着许多相同的认知和感受。尤其是我和您在不同时代里都有过一段破裂的婚姻，我把婚姻的破碎不堪写成文字放在了阳光下。您看后说，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没有勇气说，我是做了老外婆的人了。可我也知道，您既是孤勇的也是浪漫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您带着一双儿女又找到了新的爱情。曾有这样一段佳话在圈里流传，说，几十年前一对情侣去影院看电影，在路边买了一包瓜子儿，那张包瓜子的纸片竟然是您丈夫写给您的情书，上面写着亲爱的“小桂桂”。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个细节，为了求证也是逗您开心，我把初稿给您审阅，您哈哈大笑，不置可否，只说，挺好，写得挺好。

您移居云南后的第二年初春，我和王小晖等几位画家去云南看您，去之前，您和我电话约定，再谈谈女性解放这个话题。当时我就笑了，如此宏大的叙事，无边无际，从何谈起呢？到了云南后，您请我们吃当地美食，赏当地美景，又请我们赏读您的新画和新诗，每人赠予一首，然后在您家院子里两棵高大的木棉树下一遍又一遍地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只是，最后也没有履行那个约定，我想可能那个话题过于宏大，过于沉重，您放弃了。

单应桂与本文作者往来手稿

在和您告别时，您给了我两个信封，说，回去看吧。第一个信封里装的是一首诗，我写的诗。那是您刚离开济南写了首诗发在女画家群，表达对大家的思念。我最喜欢其中两句：“伯牙思远人，无琴朝露弹”。我大胆和了您一首“……罗刹国里依稀梦，远人尽在山水间”。您把我肤浅的文字用优美的小楷抄写在宣纸上，并附言：慧萍小妹，我走到了生命最后一程，留个纪念吧。“小妹”两个字一跳出来就击中了我，我心头发热，眼睛潮湿，仿佛草原上奔腾着千军万马，没了岁月，没了标签和世俗，只剩下两个女性平等地对话，只剩下两个灵魂紧紧地拥抱。我庆幸，在您生命最后的一段行程里，我陪伴过您。

另一封信的标题是“什么是妇女真正的解放”，您密密麻麻写满了四页纸，果然，您没有失约。那天晚上，躺在小镇宾馆的床上读您的信，您像对一个闺蜜一样袒露心扉，把几十年来作为女性的痛苦和挣扎娓娓道来。您说，在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做了母亲，婚姻的桎梏让您失去了个性，甚至导致了画风的改变，唯唯诺诺，不敢下笔，委屈了自己，委屈了作品。幸而终结了那段婚姻，幸而还有艺术托底。您把苍茫的心境和觉醒的意识以女性的视角浓墨重彩地表现在作品里，如《山村妇女组画》《湖上婚礼》等都抒发了一个开放时代女性的激情和作为。

想起您去云南创作的最后一组作品叫“寻根”，古树下，一头银发的老奶奶脖子上戴着红围巾，微风吹起一缕直发，一边追逐着孩子们一边拿手机拍照。您说，你看看，我把自己画的好玩不？那一刻，您的每一条皱纹都在跳舞。

如今再读您的作品，仿佛所有的绘画语言都是“寻根”，也都与“我”有关，我追随您，和您一起“寻根”。《逃亡—童年的回忆里》里，那个牵着母亲衣角的女孩是我，《乡情》的大树下，挎篮子翘首以盼的姑娘是我，做军鞋的少妇是我，挥舞铁锤的姐妹是我，“我”是您的生生不息，也注定和您不期而遇。

您在云南离世后，您的女儿海宁老师处理完您的后事回到济南，小晖安排女画家们小聚。那天晚上，我特意带了一瓶好酒给海宁接风，也给您接风，我知道，她一定会带来您的气息。可这瓶酒本是妥妥地放在酒店的柜子上，突然“呯”的一声掉在地上打了个粉碎！酒液洒了一地，酒香弥漫开来，萦绕不去。大家说，这是单老师来看我们了，她老人家高兴先干了一杯，醉了。海宁从云南还带给我一张您手写的纸片，黄色的宣纸，四四方方，好有禅意。您这样写道：慧萍，你让我认识了一位诗人王峰，我很喜欢他的诗：花开不妨再大胆一些，开成寂灭，开成了不留后路，开成了一场大雪……

单老师，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位92岁的老人，您留给我的遗笔如此之浪漫，如此“神”来之笔！如今，您把自己放在了彩云之上，您再也不是谁的孙女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您把自己还原为那个清纯烂漫的小桂桂，归于天际，归于月宫，脱去皮囊，与魂共舞。爱您，我的母亲大姐。（张慧萍）

附：单应桂生平

单应桂（1933.9.30—2025.12.27）出生于济南，山东高密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年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理事、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主席。1988年和1995年被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