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10日消息（记者 孙文轩）看到近期数家互联网企业高管因涉嫌贪腐落马的消息时，从事审计监察工作近二十年的龚成并没有觉得很意外。在他的反舞弊职业生涯中，见证过无数企业高管因腐败被查，甚至有被调查过的高管在离职创业后，向他咨询“如何行贿才更安全”。

在龚成看来，互联网企业早期为快速扩张，在内控建设上投入不足，如今随着平台体量和规模的扩大，廉洁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一场廉洁风暴正在互联网行业悄然展开。

透明化治理：互联网企业的廉洁新招

日前，游戏公司完美世界发布了“对贪腐、舞弊行为零容忍”的道德合规公告，通报了2023年以来，公司旗下星云工作室以及原Bard游戏项目组多名工作人员涉嫌收受贿赂、职务侵占等违规行为，并公布了公司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决定。

完美世界的这一行动并非孤例。今年以来，包括多家互联网公司在内的企业纷纷采取类似措施，公开处理内部贪腐问题。社交平台上，不少声音指出：“互联网行业的高薪，也挡不住某些人的贪念。”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高管位高权重，所受利益诱惑巨大，一旦个人意志松懈，便容易陷入金钱的危险牢笼。

北京海淀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披露，2020年至2024年，该院审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案件350件，其中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占36.28%，涉案金额3.05亿元。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

审计监察人员联盟秘书长龚成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早期互联网企业为追求迅速发展，在内控建设上投入不足，如今随着市场规模和资金体量扩大，廉洁问题愈发凸显，企业不得不加强内部治理。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以往企业遇到廉洁问题多选择内部处理，为何如今互联网企业会主动向社会公开调查信息？特别是当涉事高管位高权重时，这种“昭告天下”的做法是否会对企业品牌和形象造成损害？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分析认为，这类事件发生后，往往会在私下迅速传播，引发诸多猜测。互联网企业主动公开信息，有利于防止各种传闻的错误揣测或歪曲，让投资者安心，也给平台上的商家和品牌以信心。“毕竟商家也更喜欢管理趋严、公平公正的平台。”此外，公开信息也可以震慑原本想要效仿的人。

龚成则从另一角度分析指出，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以流量驱动为主，其公开处理违规事件本身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关注度，所以也不失为一种营销手段。对外塑造廉洁公正的形象，也有利于提升供应商的合作信心。另外，这类企业体量较大，案情复杂且涉案金额巨大，必须借助司法强制手段，才能更有效地震慑嫌疑人，促使其坦白交代或退赃退赔。

高隐蔽性：互联网腐败的隐秘角落

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变化多样。上述白皮书提到，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拥有强大的平台优势和丰富的流量资源，围绕技术开发、平台运营和业务发展等事项，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越是资源集中的地方，违规风险往往越高。

以业务部门为例，这些部门直接掌握和接触公司业务和流量资源，寻租空间较大。同时，业务部门内部管理通常较为灵活，员工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较大，导致违规行为更易发生且更为频繁。

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行为也具有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征。例如，手段隐蔽性强、传统的“内外勾结”式犯罪行为占比较高，不法利益形态虚拟化，“小官巨贪”和“平台软权力”寻租现象多发等。

例如，该类违规行为往往与技术紧密结合，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等特点，手段更为多样且隐蔽，腐败行为更难以被发现和追踪。数据显示，127件案件中，大量案件超3年才案发，其中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有25件，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有3件。

腐败的隐蔽性体现在交易的每个环节。在龚成以往经手调查的案件中，仅涉事资金流动的转账方式就有多种，从早期的个人银行卡转账、现金行贿、用亲属账户转账，到通过境外账户汇款，再到房子低价贱卖，利用比特币、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对冲基金等多种途径，贿赂交易手段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复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察人员的技能也必须适应环境，不断学习和迭代。”龚成说。

龚成还向央广网记者透露，现在有些第三方供应商甚至招募专业的监察人员，组建团队为自己出谋划策，包括如何行贿，以及被查后该如何应对。“相当于他们在自己这边建了防火墙。这其实就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和博弈。”

除了手段隐蔽复杂外，“小官巨贪”现象也不容忽视。白皮书显示，个别案件中，被告人虽是基层员工或外包人员，却仍可通过在业务对接中给予他人便利，向他人提供内部信息等方式获取贿赂款，贪腐金额不容小觑。

一个典型案例是，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被告人郭某某作为某短视频平台主播运营人员，利用管理主播等职务便利，向主播张某等四人索要或非法收受钱款共计人民币300万元。2023年2月15日，郭某某自动投案。

在龚成看来，“小官巨贪”现象主要与互联网公司的组织特点有关：扁平化、垂直管理的组织架构，造就了职位小但权力大的状态。此外，互联网企业体量大，涉及的总体金额也较大。而且，“这些岗位上年轻人居多，这个群体本身经济压力较大，面对诱惑失守的可能性更大。”

“互联网犯罪具有高智化、技术化特征，这在涉互联网企业的腐败犯罪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时延安表示，互联网企业反腐工作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更影响着经济发展整体风气。

正因为内部腐败行为日益复杂和隐蔽，不少民营企业在应对这类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龚成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监察工作，他发起成立的审计监察人员联盟里，汇集了众多来自各类型单位的监察从业者。从联盟共享的数据与案例来看，近几年新经济领域对专业反腐资源的需求较大。

内外兼修：互联网企业的廉洁防线

近期一系列反腐事件在业内引发强烈震动，尤其是涉及高层的“刑上总裁”“刑上CEO”案件。相比之下，前几年互联网企业的反腐败通报多涉及普通员工或知名度不高的管理人员。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活跃在社会和媒体上的风云人物，一旦出现贪腐现象，会受到极大的社会关注。”龚成分析道，“这类高管的薪酬高，社会地位高，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被媒体拿来作为热点议题报道。”

企业高层“落马”消息频出，也反映出许多企业，尤其是头部公司对廉洁问题的严厉态度：即使对待高层，只要违法违规，也绝不手软。

龚成对这类高管落马事件也已经习以为常。从2022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处理了三四十起涉企业高层的案件，总涉案人数达二三百人。“这类贪腐行为通常都是高管带着手下‘铁杆团队’一起操作。”

为什么身居高位、拿着数百万甚至千万年薪的高管，仍不满足，频频将手伸向合规外的钱财？龚成分析，民营企业高管看似高薪高位，但职位稳定性差，“可能今年还在这个位置，明年就失业了。”因此，面对利益诱惑，很多人有了“落袋为安”的心思。此外，人性中的贪欲，所处位置带来超高的资源调配权，以及频繁送到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等，都使得贪腐行为变得常见且高发。

尽管许多企业已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处力度，但缺少完美制约的权力仍容易产生寻租空间。如何减少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维护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龚成表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贪婪是人性中很难消除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情况，要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层面应对民营企业的腐败行为。在“不敢腐”方面，通过案件查处来震慑，让员工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代价和后果；在“不能腐”上，通过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流程，提高贪腐难度和成本；而在“不想腐”方面，要通过企业文化引领，营造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奖惩分明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朱巍认为，要重视科技的力量，比如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高反腐成效。同时，要注重案例的举一反三，通过复盘问题漏洞，构建更完善、更有力的内部监管制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完善外部制约，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多个环节构建企业反腐法治保障。同时，要强化内部监督，推进互联网企业廉洁体系建设，包括开展反腐教育，建立专业、独立的监察监督部门，建立预防机制，加强贪腐惩治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