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的发展将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中国需要以更加扎实有效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应对“脱钩断链”的挑战，同时，也需要鼓励在华投资经营的跨国公司积极融入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份子，共同做大蛋糕，发展中国也惠及世界。

“稳外资外贸基本盘是一场国际拔河”

2023年以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力度之大，着力点之精准，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例如，2023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23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已经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对制造业外资实行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归零，这一开放力度在全球范围内来说都是前所未有。

这么大力度的吸引外资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在地缘政治化的国际环境中，它的有效性怎么样？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政策力度不够，而是受到国际环境相抵消的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到，在西方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新概念、新举措和新战略，比如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新供给经济学等等，这些所有的新概念归结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用地缘政治的方式“去中国化”。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我们出台的所有吸引外资的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实际上取决于“国际拔河”的结果。这场国际拔河的一端是少数极端分子，在美国的表现就是推动“脱钩”，在欧盟的表现就是“去风险”，在日本和韩国的表现就是强调“经济安保”。国际拔河的另外一端，就是广大的有着强烈来华投资合作意向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大众。

新形势下“四大”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华举办各种培训班，从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概念起步，一步一步引入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方式。是台港澳企业和全球海外华人在1978年以“三来一补“、离岸制造的模式给我们送来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全球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加快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干中学”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国际资本市场专业服务机构如普华永道等国际会计事务所开始进入中国，利用其国际网络和资源的优势培训了中国首批现代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实习生，一步一步引入了现代微观管理理论和方法，也正是四大国际事务所的积极参与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解释和实施，促进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协助财政部参与国际准则制定与解释，不断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与国际趋同，资本市场运作能与国际顺利接轨。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奇迹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国际事务所也协助中国企业培育和锻炼出一批批高质量、国际化的优秀财会人才，成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和中流砥柱。此外，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四大”国际事务所等组织，他们已然成为外资了解中国的信息窗口。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的新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把全球跨国公司、境外中小企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新全球化前行的积极推动者，创造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为此，202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等6个方面，提出了24条稳外资政策措施，以更有效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进来。

“国际拔河”中的大国担当

这场国际“拔河”的竞技过程中，我们将受到多重考验，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国际上一项关于全球产业政策研究发现，2010年仅观察到产业政策34项，2021年则达到1594项，保护政策占比从8%升至48%。另一项国际研究也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国家间的FDI流量占比升到52%，已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间的FDI占比。在这种形势下，要坚决反对把一切问题地缘政治化和价值观化的倾向，以这种方式对待当前的大国关系，结果必然把世界经济秩序搞乱了、把世界经贸关系搞坏了、把世界民生福祉搞差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2023年我们出台那么多的好政策、好措施，但是收效尚未完全显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变化前所未有。

从中国自身来说，在这场国际“拔河”中也要有历史耐心、大国担当、积极作为，即在推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流动型开放、创新型开放，为那些看好中国机遇、希望开放合作的跨国企业提供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机制保障。

改革开放45年来，来华经营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我们带来了国际化的管理模式、管理人才以及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等，对增加就业、税收，对中国制造业一步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稳固基本盘是吸引外资的重中之重

中国越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提供增值赋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就越大。由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对国际高端和现代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就会接续上升。当前，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出现逐年下降趋势，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水平逐年升高。这与我们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是传统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一方面，带动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像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设计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带动国际经贸规则、国际法律法规、全球性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国际服务业跨国公司拓展在华业务，激励更多服务业跨国公司深耕中国市场。2023年以来中央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强调了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吸引以及稳固外商来华投资企业的基本盘，是我们当前吸引外资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虽然较大，尤其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问题是法律法规、管理规章、资质标准这些制度型开放和国际接轨程度还不够。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从低成本转向高增值，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不一样，要扩大制度型开放，改变“大门打开，小门不开”的局面，在现有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依托专业力量细化开放规则，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破除市场准入后的体制机制障碍。

当然，随着从“发展是硬道理”向“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的理念更新以及“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形成，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跨国公司，以及看好中国、有意愿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也需要转变自身定位。首先是如何融入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仅仅将自身定位为外资企业，还要考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其中一份子。其次，对于进入中国较早，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服务型跨国企业来说，还要考虑本地化的议题，将自身战略与本土需求相结合。

此外，面对多重百年未有大变局，跨国公司要想赢得这场“拔河”的胜利，必须积极地去“做工作”，积极地促进人员信息的跨境交流。对中国政府所出台的善意的、稳外资的政策，及时做出正面的解读，用事实来讲道理，少引发冲突和误解，以此对社会大众、学者、政府形成积极影响，赢得“拔河”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