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中国印章,数千年的文化传承,经久不衰;之于衡东印章,印,是历史的印证,是发展的印迹,是未来的印“向”;章,是认知的序章,是奋斗的华章,是胜利的乐章。

衡东光敏印章( 衡东县委宣传部 供图)

衡东儿童印章(衡东县委宣传部 供图)

近年来,衡东印章产业势如破竹,印章产品遍销全球,产业园区更是拔地而起,衡东这枚印章感觉“红”遍了大江南北,而衡东印章为什么这样“红”?

衡东印章文化产业园(衡东县委宣传部 供图)

衡东印章为什么这样“红”,是地域的人文底蕴,孕育了她的“红”。

衡东,1966年置县,时间不长,未逾花甲,但其人文底蕴厚重深远。县境甑箕岭发现了距今5000万年的古生物化石;神农氏炎帝的大臣杨山侯留下了治理洣水的动人传说;元代状元何克明一首《云梦赋》流传千古;清代状元彭浚“天子门生,门生天子”故事传为佳话;民国画家陈少梅妙笔丹青艺显千秋;柴山洲农民银行开创革命银行之先河……诸如此类民间传说和名人轶事不胜枚举,足见衡东历史人文底蕴之深厚。之于衡东印章文化诞生于这一地域,成就于这一氛围,或是一种必然。

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祖籍衡东县原大桥镇礼厚村,故自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其长子文彭官至国子监博士,更是堪称中国篆刻流派的始祖。文彭在篆刻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流派印学从他这里逐渐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虽然石印在汉代、元代早已有之,但使石质刻印蔚成风气,并将印章艺术推向一个全新境界的,当是从文彭开始。文彭是最早采用易于秦刀的青田石作印的人,他也开创了文人篆刻上的第一个流派“吴门派”。

关于“衡东印章”的孕育和诞辰,还离不开两个人物,一位是清代状元彭浚,一位是清末民间艺人肖汉成。

彭浚出生于衡东县原珍珠乡黄梓塘村,也就是公认的衡东印章发源地“金花”地域,关于他一生清廉家风和诗书才华的典故流传甚广,不再细说。但之于印章,是肯定要重点提及的:当时的“金花”一带,已有一些民间艺人开始试用牛角做印章。传说彭浚也很喜欢这种油光发亮、材质硬朗的印章,于是带上些许到了京城,与文人墨客交流分享,众人爱不释手,交口称赞,“金花印章”之美名一时广为传颂。

至清代咸丰年间,衡东南湾一肖姓人家从南湾迁到“金花桥”,1872年,肖氏添一男丁,名为肖汉成,汉成自幼聪慧,专心好学,更痴迷于民间手工艺,至弱冠之年,已成为方圆百里闻名遐迩的能工巧匠。肖汉成最擅长的是牛角工艺品,他用自己的妙思巧手发明制作了“牛角烟盒”和“牛角印章盒”,尤其后者,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他办起了专做“牛角印章盒”的作坊,家道日渐富裕殷实。随着“牛角印章盒”的诞生与传播,金花一带做“印章盒”与“印章”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笋,遍满乡间,当地百姓也走上了一条传奇的营生致富之路。

衡东印章为什么这样“红”,是民间的创业智慧,炼就了她的“红”。

“牛角盒”的产生,拉开了衡东成就“印章之乡”美誉的序幕。在肖汉成的带领下,金花当地百姓家家户户都学会了做“牛角盒”的手艺。由于牛角材质相对较为稀少,聪明的百姓又想到了用木材“柞木”做印章盒,从民国到建国初期,加工销售“木盒印章”成为当地百姓的主要经济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手工业慢慢得以复苏,尤其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印章艺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土改时期,打地主、分田地、分家产、分农具领到东西时都要画押、盖章,而绝大部分农民没有文化也写不了自己的名字,印章成了必备的东西,故“木盒印章”需求量剧增,印章产业出现了一波小高潮。一批思维开阔、敢于拼闯的印章艺人和经商能人于是搭班子,合伙生产和经营“木盒印章”,并首次将印章技术带出了湖南。随后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衡东相继成立了珍珠工艺厂、金花角盒厂、珍珠角盒厂、踏庄角盒厂、吴集角盒厂等,各厂的产品也逐渐销往全国各地,有机玻璃印章、冲牙印章也渐渐形成规模生产并推向市场。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改革开放后的衡东,印章产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和创业高峰。随着村办集体企业的逐步解散,一批印章行业的能人纷纷开始单干,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印章生产制作的年轻新人,特别是在金花村、金蛾村、双凤村的部分组上,几乎个个村民都加入了印章制作行业。

这一时期,金花一带的印章行业能人,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和创业智慧,充分施展他们印章制作生产的精湛技艺和生意场上的聪明头脑,让衡东印章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时期,印章行业精英辈出:肖坤生、肖义华父子靠产销印章成为衡东首个“万元户”;王合明的印章之路从衡东到沈阳、到北京,到东莞,再回到衡东,一路无不艰辛,并将女婿陈俊也培养走上了这条发展之路;商会会长王根生的创业之路几经波折,终成衡东印章行业领军人物,其侄子王铁军紧随叔辈脚步,独自办厂,产业愈做愈强;出自印章世家的王俭怀打拼上海及“长三角”地区20余年,成为名噪一方的行业翘楚;“牛角大王”陈新云从事印章原材料牛角的进出口贸易,几十年的打拼,终成全国牛角行业的“龙头老大”……

2005年10月,中国印章产品技术博览会在衡东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客商云集衡岳东城,进行印章技术交流和产品交易,衡东“中国印章之乡”美誉再次蜚声中外,“衡东印章”由此“红”遍全国。而这“红”,凝聚了无数衡东印章人的拼搏汗水和创业智慧,是他们成就了文化产业的梦,炼就了衡东印章的“红”。

衡东印章为什么这样“红”,是党政的主导引领,升华了她的“红”。

经过一代又一代印章人的努力创业和苦心经营,衡东印章发展到21世纪初确实“红”了起来:印章作坊在金花鳞次栉比,印章企业在县内与日俱增,印章产品在全国独占鳌头……但这种红,红得并不鲜艳,红得并不彻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衡东印章还并不能称为“产业”,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印章商家散兵游勇式地支撑着一个行业。由于从业人员多、产品数量大、经营效益好,于是赢得了好的口碑,争得了些许名气,尽管生产和经营着文化产品,却与“文化”显得那么陌生。

关于衡东印章“红”的升华,应该从一份政协委员的提案开始说起。2015年,在长沙从事印章行业的王根生将企业迁回衡东,为方便村民就业,他将厂子就办在了金娥村自家领地。鉴于王根生回村办厂的义举和乐善好施的表现,2016年被镇党委顺利推荐为县政协委员。在当年的换届会议期间,初任政协委员的王根生看到人家都在积极撰写提案,他也心潮澎湃,努力思考,而后一鸣惊人地提出了在衡东建设印章产业园区的大胆设想和建议。在县政协、统战部、工商联的帮助和指导下,王根生委员完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份提案,这也是衡东县第一份关于推动印章产业发展的提案,印章产业的提升和发展、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由此进入党政视野并提上议事日程。

接下来的几年,王根生一边办好自己的印章企业,一边与相关部门论证和筹划园区建设事宜,但由于用地选址、园区规划等矛盾和问题,迟迟未能立项并付诸实施。但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在外从事印章行业的商人陆续回到家乡衡东办厂或经营印章和原材料贸易。

2021年10月,在县工商联(总商会)的积极帮助和引导下,以王根生委员为首的一批印章行业的能人翘首组织成立了属于衡东印章人第一个自己的组织:衡东印章商会。商会的成立,是印章产业园区筹划建设的开始,亦是衡东印章产业聚集升华的开始。

2021年,县级党政班子换届,王根生当选为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想当人大常委,就是想推动衡东印章产业园区的建设,把“印章之乡”的名号传得更响更远。于是王根生再次将印章产业园区的建立以代表建议案正式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并被列为重点议案。

2022年,以县委书记谭建华、县长蒋崇华为首的新一届党政班子审时度势,大胆破局,当机立断,高位决策,迅速解决了园区选址、规划、立项等久而未决的问题:将园区选址定位于衡东印章产业的发源地——金花,项目一期用地360余亩,园区正式列为县委“一区三园”规划,项目确定为“衡东印章文化产业园”,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产业发展完美融合、和谐统一。

随后,项目建设指挥部迅速成立,国土、住建、规划、环保等政府职能部门高效履职,协调推进,印章制造产业链设立并主动作为,项目股东紧密配合,园区建设创造了惊人的“衡东速度”;2022年8月31日,衡东印章文化产业园正式动工;2023年8月,九栋厂房全面完工,园区初具规模;10月,首家印章企业“恒印美印章有限公司”入驻并顺利投产;2024年1月,7家印章企业入驻园区;2月,四栋印章电商楼开工建设;3月,园区主体建筑“印章大厦”动工兴建;5月,印章电商楼将实现主体竣工;7 月印章大厦主体将竣工;9月,印章文化广场、印章文化街区、印章文化博览馆、印章文化产业研究院相继建设完成……

眼下,园区正机声隆隆搞生产,如火如荼抓建设,几个月后,它将以最经典的印章之“红”,最传统的印章之“形”,最完美的印章之“信”迎接八方宾客,她也将在县委、县政府的主导引领下,接受湖南省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的检阅和观摩,承办好中国印章行业协会交办的“中国国际印章博览会”……

衡东全貌(衡东县委宣传部 供图)

中国印章之红,是一种传统的经典。而衡东印章之红,是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那一条红色纽带,是创业者身上那一脉奔流沸腾的红色血液,是引导企业向前的那一面高高飘扬的红色旗帜。(赵伟忠)

编辑:黄珂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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