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赵王城北侧的后百家北墓地，主要包括战国、两汉至曹魏、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四个时期的墓葬。这里的1号车马坑里，在车辕两侧，各有一匹马骨架，头南尾北，马头皆向东。从时期看，约为战国早期略偏晚。而在赵王陵内，车马坑规模则要更大。2号陵5号车马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坑底殉葬有彩绘木车4辆，马14匹，车与车前后纵列，马分置车辀两侧做驾乘状态，车马方向同陵区的坐落方向一致，车辀东向，马首东向。在山西赵氏先祖墓的考古中同样发现，也有殉马的陪葬。可以说，赵国与马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

赵王陵2号陵出土的车马坑（邯郸赵王城遗址博物院 供图）

马为赵氏发迹立下汗马功劳

根据史书记载可知，赵氏从其先祖时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不仅善于养马有识别良马的技能，而且有世代以御马驾车为业的传统。《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多承继祖业在朝中担任御官。至夏商间，大费之后费昌为汤御孟戏、中衍为商中宗太戊御。西周时，造父为周稽王御。“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赵氏先祖从造父以后的奄父，到去周入晋的叔带等，世代以驾车为业。赵氏自叔带以下五世而生赵夙。赵夙在晋献公伐灭霍、耿的战役中，又充分发挥了御者的特长，立下战功，晋献公还将耿地（今山西河津县东南）赐予赵夙作为赏赐，这是赵氏在晋国获得第一个采邑，从此赵氏在晋国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赵氏和马的共同努力，为国家立下不朽功勋，从而为赵氏的发迹壮大开创了政治基业。

1号车马坑侧面（邯郸赵王城遗址博物院 供图）

赵氏祖辈熟知马的习性和特点，十分重视马的作用。赵氏先祖所事的周朝和晋国与戎狄等游牧民族长期为邻，交错相处，互为交流，逐渐形成了赵氏与戎狄族通婚的传统。赵衰曾在晋国内乱中跟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在狄族生活了十九年时间，并娶狄女为妻，生子赵盾，故赵盾具有了狄族人的血统；赵简子也与秋族通婚，生子毋恤，即赵襄子；后来赵襄子也娶西戎空同氏为妻，生五子；此外赵简子还曾将女儿嫁与代王为夫人。赵氏与戎狄族长期通婚的结果，使二者之间又产生了浓浓的血缘联系，所以赵族人在思想上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马作为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能被赵氏族人喜爱和接受自在情理之中。

赵氏与游牧民族的特殊关系，不仅使其便于掌握马的习性和特点，做到娴熟驾驭，而且在与马长久相濡以沫的过程中，还锻炼出了相马的特殊技能。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先祖造父。造父当年因杰出的御马才能得幸于周缪王，并且还为周穆王搜求得史上有名的八匹骏马，仅这两件事上，就足以证明造父御马、相马的高超本领，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相马大师。

另外，马也是“胡服骑射”改革成功和赵国称雄的关键因素。进入战国时期，马对赵国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在“胡服骑射”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反映。

1号车马坑（邯郸赵王城遗址博物院 供图）

“马”姓的起源

纵观赵国历史不难看出，马在赵国发迹、发展、强大的征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也逐渐演化成为赵氏家族精神世界的一个图腾。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赵奢受封“马服君”封号和赵国灭亡后赵奢之孙改称“马”姓。

有学者研究认为，“马服君”之名是由“服马”一词演化而来。关于“马服”一词的意义，虞喜《志林》说：“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服马”是古代四马战车中中间两匹驾辕马的称谓，封赵奢为“马服君”，寓意着赵奢这位肱股之臣是赵国这架国家战车上驾辕的“服马”。当然作为人的封号不会直接用“服马”之名，故而改称“马服君”。

史书还记载，秦灭六国时赵奢后人则改以“马服”为氏。秦统一后，秦王西徙马服氏于咸阳，封赵奢之孙马服兴为右内史。后来，马服兴则去“服”为马姓，兴举家迁往扶风茂陵。赵奢之孙在赵国行将末日时取名为“兴”，其来日振兴赵国的愿望不言自明。总之，不管称马服兴还是改称马兴，也应是其后人对庇佑赵氏家族的马所做出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怀念之举。

通过以上分析，有理由认为，赵国贵族基葬无一例外地陪葬车马坑和赵王陵随葬青铜马，其意义应该还包含有对马的一种崇敬、感恩和纪念。

统筹：央广网记者王岩 王伟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