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座千年矾矿的熄灭，留下一道深刻的生态考题。安徽省庐江县，以一场跨越二十年的转型实践，给出了坚定回答。从满目疮痍到满山青翠，从“生态负债”到“绿色资产”，这里奋力谱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彩篇章。本组报道将解码这场“涅槃与共生”的变革，记录其从历史阵痛、科学治理到价值重生的完整历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份来自基层的生动样本。

冬日清晨的薄雾中，28岁的讲解员吕博文和70岁的老矿工朱长友，并肩站在庐南川藏线的一处高地上。他们脚下，是盘旋于重峦之间的旅游风景道。不远处，新生的“矾花源”景区与静默的“八大窑”遗址在山谷中遥相对望。

吕博文手机里，珍藏着一张20年前的航拍图：灰白色的山体布满“伤口”，矿渣四处堆积，采空区及塌陷点随处可见。而眼前的现实，却是满目葱茏，游客漫步。

“朱爷爷，这就是我们特意保留的‘记忆断面’。”吕博文指向航拍图一角。那里，一小段未被绿化的原始陡坡和变色河床将被永久留存。

“这不是‘伤疤’，是见证。”吕博文说。

“是啊，这里故事可多着呢！”朱长友轻声回应。

一老一少，一新一旧，两幅图景，一处“断面”，构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话的核心，直指一个困扰了这座“千年矾都”的生态命题：当最后的轰鸣归于寂静，大地交出的，是一份辉煌的馈赠，也是一笔沉重的生态账单。今天，我们该如何续写？

旧账

辉煌与透支的千年债务

“那时，整个山都是活的。”在矾山历史文化展示馆，面对一段模糊的20世纪80年代影像，朱长友的眼睛亮了起来。

画面里，矿石倾泻，灰蒙蒙的尘雾遮天蔽日；熊熊窑火，将工人的脊背镀成古铜色；结晶池中，雪白的矾花层层“生长”，在昏暗中自发光晕。

火焰，曾是这片土地最炽热的脉搏。

这段照亮历史的火焰，燃烧了千年。据《矾矿春秋》记载，矾矿自唐中宗时期始采，北宋时便跻身全国五大明矾产地。至现代，这里已成“中华矾业砥柱”。大地深处的馈赠，托起了一座“因矿成镇”的工业骄子，也奠定了所有故事的起点。

在矾山镇档案馆保存的《工矿矾山》，记载着冰冷的炙热：鼎盛时期，核心区“八大窑”日均“吞下”矿石超500吨、优质煤30吨。窑温必须精准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老师傅眼到手到，拣起矿石掂量几下，再瞧一眼断面，出矾率高低就已了然于胸。

这火焰，更烘烤出一个完整的小社会。

“矿山，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家’。”朱长友回忆。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灯光球场、千人礼堂……每周的“工会电影日”，是矿区和周边乡村的节日。幕布一拉，上千人的欢笑同频共振。

从矿井到学堂，从车间到家庭，矿山织就了一张紧密的依存之网。“那时，说自己是庐江矾矿的，腰杆都挺得直。”这份自豪，源于稳定的生计，更源于归属感。

然而，所有的索取，都已被大地悄然“记账”。

“每天回家，鼻孔里都是黑的，白衬衫领子半天就染上一层灰。”朱长友说。更深的印记，刻在土地深处。千年开采，改变了山体的骨骼与血脉。

如今，站在改造一新的景区栈道上，朱长友指向一侧已变身“矿坑咖啡馆”的结晶池：“看，以前这池壁上全是厚厚的矾浆，水都是乳白色的。”

窑火虽然熄了，但大地记得每一分灼热。它进入了一种新的、沉默的“代谢”状态——一种失衡的、需要被重新读懂的状态。

坏账

悬在巢湖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果说矿山的“伤痕”是静止的痛，那么，水便是将这痛楚传导出去的“神经”。

“一下大雨，心里就绷根弦。”在距离矿区约十公里的失曹河边，老村民赵宝山（化名）回忆。他家曾以打鱼为生，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河里的鱼虾就已锐减，“水会泛出一种铁锈色，特别是雨后”。

一条无形的污染链，早已铸成。

庐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程师曾向记者展示治理前的监测数据：矿区酸性废水的pH值最低达2.0，堪比食醋。它富含铁、铝、锰等重金属，从矿坑、废渣中持续渗出，汇入失曹河，最终直奔巢湖。

巢湖，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合肥千万人口的重要生态屏障。矾矿，正位于这条生命线的上游敏感区位。

“它像一颗已经停止跳动却仍在‘渗血’的心脏，悬在巢湖之上。”一位流域治理专家形容。这种“渗血”是化学性的，更是系统性的。酸性废水持续输入，不仅直接毒害水生生物，破坏生态基底，其强酸性还会扰动整个湖体的化学平衡。

于是，一个镇域的生态问题，升格为一个流域的安全命题。

从此，庐江矾矿治理实践便超越了“修复一方水土”的局部意义。它成为守护巢湖一泓清水的前沿关口，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在微观层面的关键一战，更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这笔来自历史的“环境债”，作为一个沉默的污染源，实则是流域生态安全警报的尖啸。

呆账

十字路口的小镇与失语的“我们”

生态的失衡，加速传导，化为发展的桎梏与身份的迷茫。

在矾山镇的老街上，丁先河（化名）的小商店顾客寥寥。“年轻人都出去了，像我的大儿子，十多年前就外出务工了。”他顿了顿，“镇上除了矿，以前没别的像样产业。矿没了，人就像断了根的萍。”

数据勾勒出收缩的轮廓。21世纪初至2020年，这个因矿而兴的小镇，常住人口流失近三成，老龄化比例陡升。机器沉寂后，围绕它形成的庞大社会网络与产业链条——从机械维修到百货商店，从鱼市摊贩到饭店旅社——如潮水般退去。

数次转型尝试，皆在现实中搁浅。速凝剂厂、产业孵化园、旅游综合体……“那时就像困在迷宫里，知道老路到头了，但新路在哪？一片茫然。”一位退休镇干部回忆。

比经济下滑更深的，是“集体记忆”的失落与身份的悬置。

“矿停了，我们成了‘前矿工’。”朱长友苦笑，“这个词，听着就像被留在了过去。”他望向远处修葺一新的工人俱乐部，那里曾回荡着荣誉与欢笑。

“矿石变成明矾，要经过焙烧、风化、浸取、沉降等十几道工序，少一步都不行。”他缓缓说，“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一步步锤炼出来的。”如今，那套严密的技艺、那份手艺人般的专注与骄傲，连同承载它们的空间，正在时光中慢慢风化。

那些高耸的窑炉、锈蚀的铁轨，是辉煌的纪念碑，却也成了困惑的象征物。它们不断地追问：光荣与疼痛过后，“我们”将成为谁？

清账

从百万试点到十亿攻坚的兑付单

转折，往往萌发于至暗时刻对光亮的执着。

2021年，在一片被视为“生态绝地”的矿坑边缘，一个适应性试验悄然启动。技术人员运来特制基质，筛选最耐酸、耐贫瘠的先锋植物，像绣花一样尝试复绿。

数月后，奇迹发生了。死寂的土黄色坡面上，竟真的迸发出星星点点的、倔强的绿意。

“活了！居然都活了！”朱长友回忆那一刻，仍难掩激动。这片约6个足球场大小的“希望绿”，其意义远超视觉冲击。它是一份科学证明书：这片土地的生命力并未死亡，修复在技术上可行。

但，它也是一份昂贵的“诊断书”与“预算单”。这一小片试验区的代价是百万元级，而初步评估显示，要系统治愈整个庐南矿区（含矾矿），需治理面积达344.67公顷，预计总投资约13.9亿元。

问题，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它不再是一个“能否治好”的疑问，而是“如何治好”的严峻挑战。钱从哪里来？技术难关如何攻克？治理后又如何新生？一道道必须回答的考题，随着那片“希望绿”摊开在所有人面前。

“试验成功，只是确诊了病情，找到了药方。”一位参与规划的工程师说，“接下来，需要一场汇聚各方之力、系统设计、科学施工的‘大手术’，以及一个可持续的‘康复计划’。”

那片“希望绿”，如同黑夜中的第一颗信号弹。它微弱，却照亮了前路，也照出了前路的漫长与艰巨。它宣告，一个被动承受的时代结束了，一个主动治理、系统重塑的时代，正被提上日程。

大地曾以火焰和矿物，供养一方千年。

今天，它用一抹倔强的绿色，给出了一个关于可能性的微弱却坚定的回答。

所有的答案，都写在那片被保留的“记忆断面”里，写在从矿区流向巢湖的水系图中，写在一老一少凝望的目光中。这份“见证”已然完成，它冷静地陈述了代价，也清晰地指明了必然的前路——一场基于科学、系统与决心的伟大治理，已箭在弦上。

记者手记：

直面“生态之痛”

站在特意保留的那段原始矿坡前，“记忆断面”四个字让我们沉思。朱长友老人看着航拍旧照上的“满目疮痍”，吕博文指着眼前的新绿，两代人的目光在此交织。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望。我们呈现的，并非对一段辉煌历史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一个发展阶段的客观审视。大地不语，但伤痕本身，就是最沉重的史笔。它记录着曾经的炙热需求，也计量着付出的生态代价。

老矿工说，山曾是有生命的。如今，它的“生命体征”成了监测仪上的pH值和重金属浓度。从“火焰”到“绿荫”，我们讲述的，正是一个关于生命形态被迫转换、又亟待重启的故事。

这处“断面”，如同一道时间的裂缝。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如何通往现在，更警示着未来之路该如何抉择。记录这份“生态之痛”，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厘清：我们如何从历史的必然，走向未来的应然。

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已埋藏在山体的沉默与河水的呜咽之中。而接下来的两篇，将是我们和这片土地一起，寻找并践行答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