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之声《举案说法》模拟法庭

　　编者按：8月26日是全国法律服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与北京通州宋庄派出法庭合作，邀请法官、农民工一起进行了一场模拟庭审的活动。通过模拟工伤追责庭审，来实际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也拉开了中国乡村之声广播惠农服务月的序幕。

　　央广网北京8月27日消息（记者纪翔 实习记者戴怡君）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农民工沈海洋跟随包工头到城市打工，一次夜间加班施工，摔伤了腿。等伤情稳定后，沈大哥找到包工头张一鸣要求赔偿，但是包工头说工程不是他的，自己也只是干活而已；而工程发包方京都明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则表示，工程已经承包给了包工头。无奈之下，沈海洋一纸诉状将包工头和工程发包方一并告上了法庭，三方对簿公堂。

　　原告：“原告认为，被告二将修缮工程的分享工程分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被告一承包，被告二作为工程发包方，未尽到管理责任，因此应当连带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

　　被告一：“原告的腿，原本就有问题，因此他应当承担一部分损失；另外原告并不是直接受聘于我，因此不应该由我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二：“被告二已经将工程发包给被告一，在还没有签订正式合同时原告已经摔伤了，因此被告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原告是摔伤纯属意外，不应当由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

　　您看到了吗，这皮球是踢来踢去啊。就是因为当初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给谁干的活，该找谁赔偿，都无从谈起。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官司，而是中国乡村之声《举案说法》栏目举办的一次模拟法庭活动。据参与模拟法庭的“审判长”李纳齐介绍，类似的劳务纠纷案件很有代表性，其实，只要农民工起诉，80%以上都能胜诉，但是，在面对侵害时，许多农民工选择了沉默或采取其他方式。

　　李纳齐：“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不了解法律，该告谁，怎么告，都不知道；第二个，自己不知道就得找律师，找律师又是个费用；第三个原因，一般都是同一个村的，老乡嘛，可能会在乎老乡之间的关系，要是起诉，声誉会受到影响。”

　　对此，一直坐在模拟法庭旁听席认真聆听的宋庄镇农民强芳华深有感触：这次活动学到了很多，但现实生活中，老百姓还是尽量选择不告状。

　　强芳华：“挺有意义的，让大家多学点法律知识，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村里有的人应该遇到过类似问题，没人咨询去，有的不愿意上这个地方来，一到法院嫌寒碜吧，不好意思。”

　　长期从事农村法制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教授付丽洁指出，农民和农民工遭遇侵权行为时不能及时采取法律手段，不仅跟法律意识淡薄有关，也跟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

　　付丽洁：“关于农民的法律意识，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普法，送法下乡，农民法律意识有很大提高，但是做的不够。从大的角度来说，农村有自己的特色，过去受传统习惯影响比较大，但是在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还不能应对新的冲突。”

　　付丽洁认为，要破除传统观念和习惯对农民和农民工法律行为方式的影响，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加大普法力度，各级干部带头垂范，并将送法下乡等活动跟农民和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

　　付丽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主要是树立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入手，相信法律的权威性才是根本。外部法制宣传，送法下乡，日常接触的管理者、村干部等都应该帮农民树立这样的信仰，让他们把对农村的服务和管理纳入到依法治理的轨道中。还有就是我们送法下乡知识停留在形式上还不够深入，以后减少形式主义问题，让农民用得上。”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听了一场关于劳动保障的模拟法庭辩论。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类问题，是农民工遭遇比较多的：那就是欠薪。在讨薪路上，农民工又会遇到哪些法律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工和相关部门又该如何应对？

　　河北省威县西梨园村农民柳保起，承包了门头沟取王平镇南港村的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工程。他回到家乡，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凑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工程队。一听是老乡包来的活儿，乡亲们都很热情，也很放心。

　　河北省广宗县大平台乡农民张西顺：“都是老柳家乡的人，他在北京呆的时间长，都是经过朋友介绍去的。当时说，算下来就给钱。”

　　说干就干，二十来号人陆续到位，工程正式开工。柳保起跟工程发包方李振口头约定，工程款由工队垫付，工人工资待工程结束后或年底结算。几经周折，工程终于完工了。在乡亲们的催促下，柳保起找到工程发包方催要工钱，但对方的回应是：已经把所有钱全部结清了。

　　柳保起：“他说，老柳，我们的钱不是已经结清了吗？当时我给了你10万，你现在管我要不着！”

　　让柳保起头大的是，对方当时明明是给了1万，却硬说成是10万。工程结算陷入了僵局，农民工的工资也跟着没了着落。对方赖账，让所有人都起了急，柳保起带着二十来号工人抄着家伙事找到了对方。不料却招来一场血光之灾。

　　柳保起：“我带着人找到他们家，他们叫我一个人进去谈，我走过门口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从房顶上扔下一块砖，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当时鲜血直流。”

　　经历了种种曲折讨薪无果后，柳保起“不得已”才将对方告上了法庭。目前，案子仍在审理中。参与柳保起这一案件法律援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大多数农民工的法律案件，将事情闹大并不是初衷，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时福茂：“法律上也有很多讨薪方法，他们会找老板讨工资，这叫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能去找劳动局，劳动局觉得证据不足，就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证据不足太漫长了，就来点轰动的引起领导重视，就跑去打架。但是他们一开始并不是上来就将打架，就有一些人迫不得已或者不太擅长用法律的途径选择非理智的手段。”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农民工遭遇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时福茂指出，当前，农民的维权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维权能力仍是短板，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帮扶和支持。

　　时福茂：“要求维权意识都是有的，谁都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想要通过正常的手段，他们更多的是维权技能欠缺，才不得已采取其他的手段。我觉得主要是政府方面的原因，农民工的水平和法律意识就摆在这儿的，让农民工自己学会这种本领也不现实，作为弱势的一方，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包括技能的培训、维权的培训、其他形式的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