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庆8月8日电 题：中国司法改革“最后一公里”破冰：先动自己的“奶酪”

　　中新社记者 刘相琳

　　从检33年的“老检察”乔跃华放弃了员额制检察官选任，他的身份由此从检察官变成司法行政人员。“全院原有检察员、助理检察员91名，而现在员额制检察官只有39名。”乔跃华说，改革势必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

　　2014年，中共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完善司法责任制成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

　　乔跃华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资深检察官，司法改革让他告别公诉人的身份。他说，入额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担当，只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作为中国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市，重庆于2015年9月正式拉开司法改革序幕。同年11月，历经“考试＋考核＋面试”，并经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专业审查，重庆市首批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宣誓就职。乔跃华的同事陈一就在宣誓人之列。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强化司法官的独立办案，谁办案谁负责，是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走向。对于这点，陈一有切身体会。

　　此前不久，陈一办理的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侦查机关以受贿罪将嫌疑人黄某移送审查起诉。陈一围绕黄某是否有受贿犯意，多次与侦查机关沟通。陈一提出，认定黄某共同受贿的证据不充分，应对其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并就变更罪名起诉一事，提请刑事检察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研究。研究过程中，只有少数检察官同意陈一的观点。虽然意见分歧大，但陈一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黄某提起公诉。

　　陈一告诉中新社记者，以前他在办案时觉得，只要把案件事实、证据审查清楚就可以，案件定性和嫌疑人是否逮捕由领导决定，办案时有依赖心理；现在自己承担案件终局处理责任，必须对承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责任意识明显增加。

　　33岁的李舰洲是新入额的检察官，谈到身份变化后的感受，李舰洲感叹：“权利意味着责任，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都在一遍遍地过案子，不敢有一丝懈怠。”身为重庆渝中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李舰洲拥有司法改革前所不拥有的多项职权，每年百余名嫌疑人因为他的决定，或走上法庭，接受法院裁决，或离开监所，开始新的生活。

　　按照司法改革相关要求，领导干部入额后须在一线亲自办案，检察机关内部的行政化层级审批体制逐步弱化。检察长在负责宏观性、指导性的组织领导、指挥办案工作的同时，还需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直接参与到办案一线。

　　2016年3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钟晓云办理了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从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拟定补充侦查提纲、撰写法律文书，到最后出庭支持公诉，钟晓云亲力亲为。他表示，这与司法改革前的行政审批有很大不同，大幅减少了行政研究决策案件的弊端，真正体现了司法工作的规律，让检察官回归司法工作。

　　司法改革之前独立办案，之后却成为检察官助理的陈聃说，司法改革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虽然没有入额，但他并不沮丧。“以后的机会还很多，我会比以前更努力，为下次选任做好思想准备、能力准备和行动准备。”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领域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利益格局，‘伤筋动骨’在所难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7月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表示，中国前两批改革试点省市都已完成员额内检察官、法官遴选，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试点正有序推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