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笔者认为，必须改革传播理论和实务中某些“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做法，加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实践。理论的中国化必须打通历史与当下传媒研究的确要关注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但是中国的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和西方国家有哪些不同，中国的传媒经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其背后的语境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考虑，我们就始终只能在传媒经济学的领域打转。“批判传播学”丛书的总序言指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中国传媒改革之初，一度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关键词：传媒;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研究;意识形态;批判;改革;马克思主义;市场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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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近年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传媒领域不仅承担意识形态功能，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板块。笔者认为，必须改革传播理论和实务中某些“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做法，加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业既要继续担当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角色，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被转换、被改革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改革在很长时间内被简单理解为“媒体的市场化”，而以美国的传播学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理论正好与之匹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传媒经济”，关注如何把传媒产业“做大做强”，却只有较少的研究聚焦于“做大做强为了谁”、“传媒如何促进社会公平”等话题。

　　中国的传媒业是镶嵌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传播的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又十分复杂，诸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中国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中的地位，这些课题都是中国独有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迥异的大众传媒与国家社会发展之关系。因此，应该将这些因素有机结合到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