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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院士制度在推动科技界出思想、出谋略、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院士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有时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有的地方和部门让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有的人把有多少院士当作出政绩的一个标志。如此等等，都背离了我国院士制度的本义，必须加以纠正。广大院士对这些现象也有意见。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真正守住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

　　不久前，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出炉，这是去年两院院士章程修改后首次增选，虽然没有像往年那样备受关注，但依然有一些议论。

　　院士制度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为何这么多年一直引人注目？

　　院士评选中存在搞关系、拉选票现象，对科研、教育的影响都不好

　　我国自设立院士制度以来，遴选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进入两院，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有违学术宗旨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张峰是北京某高校的资深研究人员，多年前他在学会工作时曾参与推荐院士候选人的工作。观察近些年来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新增选院士情况，他越发感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虽然院士增选的标准是学术能力和实质贡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较难做到，拉关系、运作能力有时候倒成了重要因素，少数有真才实学、不会搞关系的科学家反而会落选。

　　“一些想当院士的大学系主任、院长，会非常注意长期经营和本领域院士的关系。”张峰说，“比如，在平时开会、举办活动时就会特别有意请一些院士出席，不仅给他们特别的礼遇，还会送各种礼品。如果请的院士是从外地过来的，开完会后还会以‘考察’为名，安排他们旅游等。这种‘迎来送往’的情况在学术圈多多少少存在。”

　　在2014年6月的院士制度改革中，两院新修订了院士章程，其中取消了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只保留“院士推荐”和“学会推荐”两个渠道。在张峰看来，这一做法可能不太容易达到预期效果。

　　“不少学会都是院士当家，院士推荐的话语权太大，不见得是好事。”他说，“我曾经工作过的学会，上世纪80年代推荐院士时非常认真，我们会征求业界意见，拟出名单，还要由推荐委员会进行民主表决。但后来，流程慢慢变为由担任学会常务理事的院士来敲定名单，其他人没有多少发言权。”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严禁候选人搞关系、拉选票，但他们所在的单位、省市依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帮候选人暗地里‘活动’。”据他了解，为了当上院士，候选者个人和所在单位花费不菲。

　　“缩小院士推荐渠道旨在减少行政化的干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他认为，这不仅难以遏制拉关系的做法，反倒可能因为推荐权在少数人手中，使“运作”变得更简单了。

　　“一些有能力、真正钻研学问的人如果不会搞关系，有时连被推荐的资格也没有。院士群体中，可能一开始不认真搞学问通过拉关系当上院士的人还比较少，后来这种人多起来后，风气就变了。做研究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少数学问不深的人当上院士，往往让人心寒。”张峰说。

　　某国立研究所的肖凡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是某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平时也关注院士问题。

　　他认为，水平高的导师能够培养、指导出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未来往往也能成长为该学科的科研骨干。“缺少真才实学的人当选为院士，培养出来的可能也是善于钻营关系的学生，而他们未来又可能成为院士。因此，院士增选如果不能真正回归学术，对科研、对教育的长远影响不好。”

　　当上院士，往往意味着住大房、拿大钱，在科技资源配置上有更大话语权

　　求学时，张峰有好几位老师是院士。他回忆，老一辈院士平易近人，几十年如一日地教基础课。“当时的院士不比同级的老师多拿钱，房子也不比其他老师住得大。提到院士，我们无不由衷羡慕他们的学术贡献、敬佩他们的为人。”

　　两院院士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载人航天、载人深潜、探月工程、杂交水稻等一系列重大成就，都凝结着两院院士的汗水和智慧。院士还是国家重大科技决策的咨询建议人，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和工程科技问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形成了许多政策建议，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院士群体对科学发展确实有突出贡献，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但不该被莫名其妙赋予某些‘特权’”，张峰说，时下，当上院士就意味着住大房、拿大钱。“在单位，院士分房总是最大的，工资也是最高的。近些年许多高校、院所为能招聘院士，开出数十万元、数百万元年薪的不在少数。”

　　“除了一些物质利益，院士所拥有的学术特权更让人无语。”张峰说，“在每年的项目评审中，院士比其他研究人员往往更容易拿到大额的研究经费。只要有院士牵头，就比较容易争取到数千万元的研究经费。于是一些院士到处忙兼职，有的甚至在五六个单位领工资，为其争抢科研资源和经费。”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绍说，实际上国家层面给予院士的物质待遇并不多。按照规定，院士人均享受国家规定的院士津贴，为每月1000元(免税)；资深院士每人每年享有1万元的津贴，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院士所在单位常常会发放院士津贴，金额少则每月千把元，多则上万元。一些科研单位与高校引进院士时，动辄给予上百万元的补贴、房子和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北京某高校的教授齐斌认为，与物质、学术利益过度挂钩，导致院士成为“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院士增选中的暗箱操作。

　　不过，齐斌表示，院士身上附着太多的利益、极个别院士甚至结成利益小圈子，这种现象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院士。“很多时候是院士背后所在单位、机构的利益催生的。我身边的院士朋友并没想过要去获取什么个人‘特权’——许多是被单位架上去的，有时候也身不由己。”

　　“现在一些单位为了拿科学基金、扩大社会影响力、招到更好的生源，往往都打着院士的旗号。”张峰说。

　　今年的院士增选比往年“清净”了许多，说明院士制度改革的正面作用已经开始显现

　　“院士并不是神仙。”张峰说，现实中，社会已经把院士奉为至高无上、非他不可的“最高权威”。很多知名高校的校长，非院士不可；大多数学会的理事长，非院士不可；一些重点科研项目领头人，也非院士不可。“如果是有真才实学、有责任心、有管理能力的院士，科研、行政担子双肩挑没有问题。问题是科研是科研、管理是管理，两者不是一股劲儿；院士的精力毕竟有限，双肩挑都挑好很难，‘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失败例子不在少数”。

　　院士通常被当作所在领域的权威，对所在学科的发展，项目立项、评审上有较大的发言权。齐斌认为，当上院士，只表明过去的成就，并不代表现在还是最高水平，而且现代科学发展迅速，分工日益细化，迷信院士很容易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现象，不利于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即便是有真才实学，在科学面前也要保持敬畏心。现在有些人水平不怎么高的，反而喜欢指点江山。历史上真正的大科学家，对自己研究领域以外的事情大都非常谦虚，不轻易表态——一个科学家怎么可能什么领域都懂呢？”张峰对此颇有同感。

　　张峰认为，从世界范围的发展经验看，科研和创新精力最旺盛的是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一些院士在科研资源分配上多吃多占，不仅侵占了本属于他人的科研资源，还可能阻碍创新。

　　他提起曾听过的已故院士王选的一次演讲。王选在演讲中说：自己年轻正处于创造高峰时，因为他是小人物，得不到支持。等到50多岁创造力衰退时，什么荣誉和支持都来了，实际上工作都不是他做的。“王选先生说的是大实话，对我触动很大。现在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少有人站出来说真话。”

　　“好多人迷信院士，实际上是迷信权威、害怕权力。”张峰说，同行不敢当面说意见，学生更少有敢讲真话的了，久而久之，一些院士就自以为是、慢慢膨胀了。”

　　齐斌指出，院士制度存在的不足和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文化土壤的革新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完善现有体制机制或许可以收到较快的效果。

　　受访者还指出，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院士增选“清净”了许多，说明院士制度改革的正向作用已开始显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望相关部门能按照中央要求积极作为，抓紧出台、实施相关细则，让我国的院士制度在创新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正能量。

　　(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