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悲剧如何避免？

　　事发现场，医生对朱素芳进行救治。

　　阿林在农村的房子，已经坍塌。

　　“母亲脑死亡,儿子取掉呼吸管”引发医学和法学界热议

　　律师呼吁：应尽快立法承认“脑死亡”

　　《母亲“脑死亡”儿子取掉呼吸管》后续

　　57岁的朱素芳遭遇车祸后脑死亡，儿子阿林取下母亲呼吸管的事件，经华西都市报深度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截至11月21日晚8点，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等100多家网站转载了这起情与法的纠结事件。

　　介于案件的特殊情况，阿林（化名）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从民警手中接过“监视居住”决定书，时至11月21日，已过去19天。阿林不敢四处乱放，他担心儿子看到，儿子认得字，怕儿子“误会”：“是我杀了奶奶……”与阿林的不知所措相比，网友、医生和律师则围绕“类似悲剧如何避免”，展开热议。

　　一种声音

　　悲剧带出情与法的思考

　　人民网以《“拔管弑母”悲剧带出情与法的思考》为题发表评论，认为“作为看客，我们也不必因为事不关己，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随意评说这样的儿子‘大逆不道’。就此事件而言，朱素芳伤势过重，治愈无望，同时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来维持生命。这对于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讲好比雪上加霜。当病人家属无力承担来自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重担时迫不得已地选择了放弃治疗。这样的无奈或许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众多网友展开讨论，有的网友表示同情阿林，有的网友呼吁“安乐死”立法。

　　网友“wanghu912500”表示，不要当手持道德大棒的圣母，好多家庭为了得了癌症的长辈倾家荡产，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世上哪有那么多奇迹。网友“不明真相8”呼吁“安乐死”立法，久病床前无孝子。网友“一吻江湖”认为，看着脑死亡，只用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亲人，谁都纠结。

　　一种现象

　　医生晓得无用仍要去救

　　临床经验近20年的黄医生，对于生死早已司空见惯。不过，阿林取掉危重母亲呼吸管事件，还是引起了他的深思。

　　黄医生说，类似朱素芳这样的病状，作为医生，其实明知自己所做的抢救完全是无用功，但医生们都必须去做。因为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如果医生不救，就是失职。如果救，在带来更多花费的同时，医生必定会给病人施以更多医学技术。但凡用技术，必将让亲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然，他不赞同阿林的冲动做法。毕竟，其行为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因此，他建议法学界应推动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这对临床来说，将可以更好地告知病人亲属真实情况，从而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

　　据华西都市报查证，我国关于“脑死亡立法”的问题，早在2002年，即由医学界提出。

　　当年，在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和诺华基金会呼吁加快制定我国《脑死亡法》、《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和《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等器官移植和器官捐赠相关法律规章，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与国际接轨，实现正规化、合法化、公开化和国际化发展的目标。

　　这次会议上还披露了拟订的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成人）。标准是由卫生部脑死亡法起草小组制定的。诊断标准中规定，脑死亡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患者的临床症状为深昏迷，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靠呼吸机维持，呼吸暂停试验阳性），脑电图平直，经颅脑多普勒超声诊断呈脑死亡图形，且观察12小时无变化，方可确认为脑死亡。

　　2008年4月中旬，隶属于卫生部的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OTC）联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脑死亡的相应操作，并推动脑死亡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和健康规范的器官移植。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中国已从技术角度拟定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有关推进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工作正在专家层面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这意味着中国可能会启动脑死亡的临床实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脑死亡宣传与实践的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这至少会在医学界达成一个共识。

　　不过，时至当前，脑死亡立法问题依旧“雷声大雨点小”。

　　律师呼吁：

　　尽快以立法形式

　　完善脑死亡标准

　　知名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表示，我国《刑法》关于死亡标准采取综合标准说，其核心含义是呼吸心跳停止，脑死亡标准并不被我国《刑法》所认可。但是脑死亡标准也有其合理性，如病人已脑死亡，但心脏并未停止跳动时，医院积极施救，而家属迫于各种原因想放弃挽救使其尽早脱离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产生很多纠纷，甚至产生很多伦理、道德上的悲剧。

　　谢通祥说，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承认脑死亡的国家，早在1971年芬兰法律就明确规定，当大脑维持生命的功能不可逆丧失时，即意味着患者的死亡，而不论心脏是否还在跳动。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执行脑死亡标准。”据谢通祥查证，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0多个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不过，中国并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脑死亡标准，出于医疗实务领域的需要，他认为不论今后中国刑法是否采取脑死亡作为标准，现在都应该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完善有关脑死亡的标准。但是，立法也须同时制定一整套措施和具体标准，以防止恶意利用脑死亡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和非法获取器官进行移植的犯罪行为。

　　谢通祥同时还认为，一部分人认为如患者已脑死亡，却由于科技介入而继续维持，对患者家属来说，不仅情感上受到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例如有些人生前就曾表达过，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不想用人工和药物继续维持的想法，当我们在讨论脑死亡概念时，也绕不开“安乐死”这一话题。1993年，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安乐死目前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接受他人委托并帮助其完成自杀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新闻链接

　　什么是脑死亡？

　　据百度百科解释：人脑是由延髓、脑桥、中脑、小脑、间脑和端脑等6个部分组成，延髓、脑桥和中脑合称脑干。

　　人体的呼吸中枢位于脑干，因此脑干功能受损会直接导致呼吸功能停止。人体一些部位的细胞在受到伤害后可以通过再生来恢复功能，而神经细胞则不同：一旦坏死就无法再生。所以，当一个人的脑干遭受无法复原的伤害时，脑干就会永久性完全丧失功能，以致呼吸功能不可逆的丧失。

　　随后，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组织也会因为没有氧气供应，而逐渐丧失功能。

　　华西都市报记者梁波李庆摄影报道

　　记者手记

　　这是一次迟到和心疼的采访

　　梁波

　　“我杀了我妈妈吗？”坐在我对面，当阿林一脸茫然突然发问，一向嘴不笨的我，却不知该如何作答。

　　从事记者12年，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道德底线“遭遇战”，我遇到过很多次。而这一次，我却选择了遵守新闻道德底线。我的选择对吗？和无法回答阿林一样，我也没有答案。

　　早在11月5日，即阿林被警方监视居住的第三天，我便知晓了阿林取掉其母亲呼吸管一事。不过，当我前往眉山市东坡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向办案民警提及这起案件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死者家，很难。肇事司机家，也难。作为民警，是人。因此，他们想守住法律底线，同时也想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帮帮这两家人。于是，这位民警恳请我暂缓采访，等朱素芳死因鉴定结果出来后，再介入。

　　这位民警很诚恳。我于是放弃了采访，因为，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作为记者，也是人。

　　时间来到11月20日，我不得不继续我的采访。辗转多人，终于找到了阿林及其姐姐，并说服他们，接受我的采访。这是一对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姐弟，弟弟在农村的房屋，已经坍塌。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我的心，一直疼着。因为，我追问的每一个细节，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在给“姐弟伤口上撒盐”。

　　截至目前，母亲具体死因尚在鉴定中。阿林取管行为是否弑母？更不能急于作出判定。因此，再等等吧！等母亲死因揭晓了，我的矫情，也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