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之前，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

　　官方数据显示，“一孩半”政策覆盖了我国53.6%的人口。实际上，由于农村居民享有事实上的“一孩半”乃至“两孩”政策，因此“全面二孩”的放开对这部分人的影响并不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这次的政策会较大地释放农村地区的生育潜能，但是“全面二孩”不会造成农村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样本发现，生还是不生，在那些流动进城镇以及还在坚守乡村的育龄人群中，亦出现了二元分化。

　　农村劳动者：男孩仍是主要生产力

　　在济南打工三年的小林夫妻在有了儿子之后，于2013年双双回到老家德州，加入合作社专心务农生产。对小林而言，由于受“一孩半”政策所限，在儿子之后难以继续生育“二胎”，而现在“全面二孩”的政策让他心存希望。

　　“至少在我们村的经验来看，如果是女孩，长大了之后要嫁出去离开本村的话，那村集体资产的红利她是享受不到的。”小林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我们村搞蔬菜种植合作社，效益不错，每年分红都在几千元，我也在考虑多流转一些土地来做家庭农场，想象一下将来能有两个儿子陪我一起打理就会感觉很幸福”。

　　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的性别问题，始终是一大困扰。“比如说农业户籍女性，在其嫁到外村后便脱离了本村集体组织，而有的情况是嫁入之后也分不到村集体经济经营的红利，如果发生风险，就相当于两无依靠了。”一位北京市农委人士告诉记者，“北京有几个区县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是施行‘生不增、死不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改革获得的股权，只可以继承或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转让，让部分新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不公平，自身成员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障”。

　　此外，基于性别偏好的选择性生育，在农村地区比较明显。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5，1990年第四次普查结果为111.3，2000年第五次普查结果为116.8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则达到了118.06。

　　城市流动者：生不生看腰包鼓不鼓

　　与回乡务农的小林不同，他的小学同学小李中专毕业后便来到北京，从洗车工、房屋中介做起，到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烟酒店稳定下来，小李已经不再想回家乡。

　　小李指着店里的陈设告诉记者，“店面大概三十多平方米，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帘子后面，有十多平方米，店面是租的，租金年年都涨，但做烟酒生意，我的收入还算是稳定”。

　　在这位烟酒店老板身上，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生育观。“我来北京十多年，从一开始做各种小工，到后来做销售，慢慢攒钱经营一小生意，对我来说孩子是男是女无所谓，这年代，无论男女都必须自立”，小李告诉记者，“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按照目前经营烟酒店的进账来计算，我不会养育二孩，这样会分掉我第一个孩子本可享受到的一些待遇”。在小李看来，既然决定在北京抚育一个孩子，就要尽力给她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条件。

　　“全面二孩”的政策乍出台，媒体便已计算出在北京养育一个孩子直到大学的成本约在50万上下。对此，小李有自己的理解，“孩子最终出落成什么样还是要靠教育，相比回到老家，留在北京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因此不管是50万还是100万，我们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尽力提供，但孩子多了一样会分资源，如果因此而让孩子享受得到的教育或其他福利有所损失，那我会坚持只要一个孩子”。

　　与已经取得相对稳定生活的小李不同，在北京为某电商平台送包裹的小王，每月四千至五千的收入令其不得不将一岁多的孩子留在河北老家由老人照料，思念孩子之余，他对二胎就并没有太多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