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日本战犯在法庭上跪地谢罪（资料图）。

　　国家大剧院西侧一栋老楼里住着一位老人，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离休干部沈关生。1956年，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贾潜的秘书，他亲历了对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的审判。今年已经87岁的沈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为笔者讲述了那段尘封59载的历史记忆。

　　成立特别军事法庭

　　毛主席亲自点将

　　“虽然是59年前的事了，但我还是记忆犹新。”沈老的回忆，长焦镜头般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罪犯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美、欧等各受害国审判战犯之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也于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在贾潜被任命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并主持审理日本侵华战犯分子前，周总理和他谈过一次话。“一开始，贾潜深感责任重大，提出另选有法律权威的人担当此任。但周总理对他说：‘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你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们国家你就是有法律权威的人，你不主持，让谁主持？’”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名单。关于开庭地址，参与审判的主要成员一致认为设在沈阳最合适，因为这批受审的战犯犯罪地主要在东北地区。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在贾潜的主持下，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7月1日至20日在沈阳对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战犯在法庭下跪

　　痛哭流涕认罪

　　被告人是28名日本伪满时期的行政长官，其中有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洲国二号人物古海忠之。审判长是贾潜，审判员是杨显之、王许生。“出庭作证的证人都是在日本侵略时期的幸存者，他们有的九死一生，有的失去了家园和亲人……他们在庭上控诉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国土上烧杀抢掠14年，情形惨不忍睹。”沈老说得动容。

　　“当庭宣读的起诉书列举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有档案书刊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642件等。”沈老还告诉笔者，这次庭审，在押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出庭作证，他在法庭上说：“这次出庭作证，是我为中国人民办的第一件好事。”

　　被告人古海忠之当庭供认了抓捕平民送往细菌部队做试验后杀害的罪行。他说，自己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被告人齐藤美夫也最后陈述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了难以计算的损失……无论法庭判处什么样的重刑，他都愿意接受。

　　“法庭上，面对事实和指控，有的日本战犯痛哭着向受害人下跪，称自己‘罪该万死’。”往事历历在目。沈老说，在审讯武部六藏时，对方因病不能到庭，法庭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医院讯问。武部六藏除了支配整个伪满洲国政治、经济、文化外，还指使日伪军队、宪兵、警察和伪司法机关对我国东北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在黑龙江、吉林和热河等地进行了多次“治安肃正”，疯狂地抓捕、屠杀和囚禁东北人民，并且在热河省大量驱逐居民，毁灭村镇，制造了许多无人区。在确凿证据面前，武部六藏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宽大处理战犯

　　彰显人道精神

　　1956年7月20日，审判结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28名罪犯分别判处十二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最终，沈阳、太原两地共45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八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之后又对其他在押的1062名职务低、罪行轻、改造表现较好的下级官兵，做出了免予起诉的决定。

　　“说实话，当时我还年轻，对这样的判罚并不理解，认为他们应该杀。不过后来我也明白了这样量刑的意义。”沈老回忆说，“释放大会当天晚上，战犯管理所设宴送别战犯。他们都吃不下，拉着管理所所长、教导员，不少人跪下说：‘我烧了不少民房’，‘我奸污了像我母亲一样善良的中国妇女，我是鬼不是人。’”

　　战犯管理所给被释放的战犯发了新衣服、新鞋，还给每个人50元钱。这批战犯先被送往天津，等船回日本。随行的一位新华社记者回来跟沈关生说，这些人到抗日烈士纪念馆为牺牲烈士献花圈致哀，宣誓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和平。他们用政府给的50块钱购买了一些日用品，还买了《人民画报》，要带回日本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1956年6月28日，第一批335名战犯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回国，负责报道的《人民日报》记者蓝海7月9日从东京来电：“获释日本战犯分别回到家乡，异口同声感谢中国人民和政府宽大，表示中国人民和政府救了我，绝不再去打仗了”。本报通讯员 陈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