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要想办法走出困境，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创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这不仅仅是要发展新经济，更加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遇来加深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5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

　　5月7日，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同日，李克强总理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调研。强调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在创新发展和全球竞争中争做领跑者。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最近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要想办法走出困境，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创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这不仅仅是要发展新经济，更加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遇来加深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隆国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两缺口模型——缺资金、缺外汇。开放部门主要是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包括利用外部资金和出口创汇，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度达到过20%，但最近这些年比例就很低，甚至在5%以下。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占比并不高，我们最需要的是依附于这些投资的管理、技术、人才，还有海外的销售渠道、品牌等等。

　　开放部门通过解决外汇短缺问题，能够引进外部的技术设备来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样就实现了追赶式的发展，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压缩式增长。别人二百年走完的路，我们可能用30年、50年就能走完，增长速度比别国快。那些领先的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平均下来是2%左右，而中国过去30年平均能够达到9.8%，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奇迹来源于什么？奇迹来源于落后，没有巨大的差距就不可能那么快，这是追赶型经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领先型经济不可能有这么高的速度。

　　隆国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和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是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繁荣，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但危机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三低两新”，这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所面临国际环境的一些新特点。“三低”，一是指增长速度降低；二是指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低；三是指低风险。风险无处不在，但是比较前期来看，现在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比较稳。欧洲虽然还在危机后的泥潭里面，但是也已经没有很高的大风险了，所以，相对来说，全球性金融动荡的风险降低了。不过，还存在一些地缘政治风险，比如乌克兰危机。

　　“两新”，一是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二是指新规则。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要想办法走出经济困境，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创新主要是指技术创新，也包括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所以，对新技术的投入应当大幅度增加。我们经常听到有不同的新技术诞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等，中国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也在大幅度增加，研发活动也很活跃。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现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引领全球经济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新兴产业尚处于蓄势待发阶段。

　　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密集制定过程中，它和老规则不是一个替代关系，而是一个拓展和更加深化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规则，如果可能的话，发达国家一定是在多边层面上推动的。像TPP里面的一些新规则，实际上都是当年多哈回合谈判之前曾提到过而根本就没有列进谈判议题的所谓“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不死心，现在又通过区域合作平台来推动。中国现在没有参与TPP的谈判，并不意味着以后不用承认这个规则。从历史经验来看，可以预见，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或者直接在多边层面形成，变成全球大部分成员都应该遵守的规则；或者先从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慢慢拓展，最后形成全球规则。所以，不管在不在TPP里面，中国最终都要承受这种规则。现在中国不在里面，最大的后果就只能是被动接受。所以，中国应该尽可能参与到规则制定过程中去，否则没有机会去发表自身的意见，无法去影响规则的制定。

　　记者：前面你所说的“三低两新”，其中的新技术与德国提的“工业4.0”是不是类似的概念？

　　隆国强：我认为有联系，但也有差别。德国的“工业4.0”讲的是更加智能化、个性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主要是信息技术与工业的融合。它本身就是一个高端的制造大国，依靠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其制造业的计划。而中国所说的新技术，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数字技术、IT技术，还拓展到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等，甚至更多。但是，信息化毫无疑问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最突出的一个技术领域。

　　德国“工业4.0”的技术水平比中国的要高，起点也比中国高，但是中国的“制造业2025”可能有更广阔的空间。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不仅可以发展新兴产业，而且具备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巨大空间。

　　隆国强：如果把“中国制造2025”放到全球来看，就会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更加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危机以前，有的发达国家提出要服务化、金融化。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重新反思的结果是更加重视实业，重视制造业，这是一个国际背景。各国也相应提出了一些战略，德国有“工业4.0”，美国、法国也都有它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制造2025”首先是基于全球更加重视制造业的背景，其次是基于国家自身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中国已经随着自身比较优势的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附加价值，要把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从靠低成本转向靠创新、靠技术、靠质量、靠品牌来提升我们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力的一个必然选择。

　　“互联网+”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结合将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当然，这需要有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制度改革。比如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大公司，它们的投资者在哪儿？它们在什么地方上市？这说明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没能够把资金导向这些技术创新企业，所以它们到外部去寻求资源。由此可见，中国创新导向的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提出加大金融服务支持，研究鼓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在境内上市等相关政策，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隆国强：各国都在进步，对发达国家来说，它也要不断运用新技术来推动进步。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优势就是，作为追赶者，可以比别人跑得更快，但能否快到在30年的时间内跟人家齐头并进，这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了。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竞争力，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是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重视实业、尊重实业的氛围和相应的体制机制，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立国的大国尤其重要。

　　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记者：由于TPP、TTIP的推出，使得中国面临着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后，中国如何在全球分工地位调整中抢占有利地形？

　　隆国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全球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所以大家都希望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里进一步推进自由化，好进入别人的市场；在自己没有优势的领域则希望能多一点保护。一方面要让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抑制对手的竞争优势。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在发达国家已形成优势的领域，它们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尽快确定国际规则，推动进一步的自由化便利化。比如，搞电子产品零关税，讨论服务贸易协定，等等。

　　此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关系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由小国变成大国以后，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面临着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政治安全层面的，比如，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有重返亚洲的战略。中国在周边安全问题上，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处在焦虑之中，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中国崛起会带来什么。中国崛起毫无疑问是21世纪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事件。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很多机遇，但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所以，这些国家一方面想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维护或明确一些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处理极其复杂的对外关系。

　　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就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分工地位需要调整。以前中国靠低成本劳动力形成了很强的劳动密集型的竞争优势，以后这个优势会慢慢削弱，这迫切要求中国的竞争优势要升级。

　　隆国强：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优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的。天然的优势相对来说变得慢，但是也在变。它会因为技术的变化、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比如说资源禀赋——石油，其价格很低的时候，只有中东等成本最低的地方有这个资源优势，开采成本高的地方就没有优势；但在油价很高的时候，开采成本高的地方也有资源优势。所以，虽然是天然资源，但实际上也会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还有一类是人造的优势，变数较大。比如靠多年发展积累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产业基础、制度等后天因素。

　　在当下全球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影响因子，越来越多取决于可变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人为的比较优势。所以，当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在削弱的同时，又会有新的优势涌现出来。例如，人口的质量红利将会取代数量红利，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这些年中国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中国企业逐渐形成的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都是新优势。中国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新优势，它会吸引新的投资、产业活动、人才向中国汇聚。所以，过去这一两年大众接触到很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媒体的报道是外方撤资、搬走，另一方面又报道中国2014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居全球第一。原因在于，看中原有优势的企业需要对外转移，而新的优势吸引更多新的产业活动向中国汇聚，虽有走的，但来的更多，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调整。未来中国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把新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记者：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隆国强：中国将来的改革开放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是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是要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特别关注以下重点：

　　第一，要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寻找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传统产业升值的空间是巨大的，未来，如果能够提升中国在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光实现进口替代这一方面，市场就将大幅拓展。所以，下一步开放，首要的是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第二，要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6%。长久以来，中国服务业占比过低一直为人诟病。占比低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扩大，国际竞争力不足。其原因是对内管制过度与对外开放不足共同所致。因此，需要把服务业开放作为新阶段改革与开放的重点领域。

　　第三，要通过对外投资来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中资跨国公司，而金融危机正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在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资源的难得历史机遇。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28.5亿美元，而现在已达1000多亿美元，这不仅仅是政府号召的力量，更关键的是许多企业发展到了国际化经营的阶段，需要在全球整合资源。然而中国企业的对外发展也面临困境。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通过海外并购，获取了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与对海外投资的服务体系，还远远不能适应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

　　第四，要着力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未来中国要通过在多边、区域和双边不同层面上的互利合作，改善外部环境，创造发展新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倡议，本质上就是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来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隆国强：难题有外部的，有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很多东道国还对中国企业缺乏信任。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中国缺乏了解，存防范之心；一方面是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做得不够好，跟东道国产生了一些误会或摩擦。而后一方面的原因与中国企业内部理念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有的企业到东道国后不守规矩，总想打擦边球，导致东道国觉得中国企业运作不规范；有的企业不懂得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东道国的工会、社团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失当，导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不负责任；有些企业环保也做得不好；等等。从自身来看，主要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相对而言，政府对企业及其对外投资的指导、服务都有所欠缺，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钱投入很多，但真正取得很好成效的却不多，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困难，最大的根源仍是内部，是国内企业自身的问题。不过确实也存在一些外部原因，比如，美国在安全审查方面对中国较为防范，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帮助解决。中美有很多的合作渠道，现在也正在洽谈中，包括中美合作会等上百个交流机制。目前正在就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开展谈判，相互给予对外更好的投资准入条件。政府除了通过谈判给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信息、融资服务、政策性金融等支持，还可以通过人才的培养、外交服务、海外人身财产安全服务等，为企业提供更多帮助。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自己，企业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理念，要有国际化的战略和体制机制，要有国际化的人才，要懂得全球运作，形成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记者：国企改革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

　　隆国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应该看到大部分国企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企业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尚且需要进一步深化，更不要说适应一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必定会提升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所以它会推动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反过来说，国企走向外部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不改就不能适应，所以走出去会“倒逼”国企改革。国企深化改革和走出去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过程。

　　　本文原刊于《中国经济报告》，作者为马玉荣、王艺璇，朱蓉蓉对本文亦有贡献，财新网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