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新媒体特约评论员 | 庄胜春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24日）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现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修改相关条款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起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前不久，疑似因营销而起的“支持贩卖儿童死刑”大讨论，进而延展至法治观念的普及、乃至对中国儿童拐卖背后多重复杂社会背景的剖析；误打误撞的为此次修法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和观念普及——其中之一就是，拐卖儿童之所以猖獗，很大一部分在于买方市场的持续旺盛和买方量刑过轻问题。

　　实际上，这一观念在专业领域早有共识。

　　在现行刑法规定基础上，司法实践中，收买被拐儿童的一方，大都能获得轻罪判决。有学者分析，这一为体现法律人性化——相比于人贩，买家对被拐儿童的伤害似乎要小得多；二是减轻次生危害——鼓励买家善待被拐儿童，利于解救。但这两个理由并不站得住脚：一方面，买方把其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哪怕是以爱的名义，也是邪恶的；另一方面，法律虽有必要保护儿童被拐之后可能遭遇的二次伤害，但更关键的还是保护儿童不被拐卖。

　　相比此前有关“买拐同罪”的呼吁，草案二审稿仍显保守，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买方刑罚力度，有必要倾听更多社会声音。

　　另须强调的是，即便买方一律入刑、甚至进一步加大刑罚力度，仍不足以彻底解决中国拐卖儿童问题，公众亦不宜对此寄予过高期待。但更多公共讨论的进行，更多开门立法的进程，有助于我们找清症结、多管齐下、消除病灶。

　　其一，进一步完备收养制度，降低拐卖市场中的买方需求。目前我国儿童收养体制基本仍处官方垄断状态，虽有专家指出收养条件已经放宽，但收养登记手续繁杂、甚至人为为谋利设置门槛的情况仍客观存在。

　　其二，政府适当放权，更多引入社会力量。政府主导打拐人力、财力有限，应借力于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以合法身份，并给予税收等更多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

　　其三，进一步推进信息建设，变事中事后打拐为事前防拐。数据显示，公安部2009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用于打拐的DNA信息库，截至目前已为3500余名多年前被拐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但社会呼吁，应进一步加大信息建设，设立新生儿生物特征大数据库，每当孩子就医、入学，都可实现特征识别。这有理由纳入更高决策层考虑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