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克拉克青花花鸟纹盘

　　由于明初厉行海禁和大力推行朝贡贸易，这一时期瓷器的外销多是以赏赐品、交换品的形式，通过官方贸易的渠道传输出去的。明初朱元璋即位后，即“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明朝使臣在出使各国时，瓷器是其所携带的重要赏赐品之一。洪武七年(1374年)冬，琉球中山王泰度之弟泰期复来贡，“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使占城、真腊、暹罗三国，分别赐予三国“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十九年(1386年)，又再次“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真腊。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瓷器在明初就已经在海外诸国有了巨大的需求，不仅用来赏赐，而且也是明政府与海外互市的重要商品之一。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瓷器就是景德镇所产青花瓷，但根据海外发现的瓷器及景德镇在明代初年已经开始大量烧造青花瓷，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史料中所记载的洪武年间外销的瓷器中，史料中记载的瓷器应该就是景德镇瓷器。

　　明代初期景德镇外销瓷，已经逐步取代了中国其他窑场的传统青瓷，白瓷外销，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流。这些瓷器陆续流布到中东，欧洲，北非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最早的全球化商品，标志着早期全球化的开始。永、宣时期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情况就清楚的多，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将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推向了空前的高度。自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下西洋，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曾经到达过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科钦)、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溜山(今马尔代夫)、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儿)、阿丹(今也门亚丁)、榜葛拉(今孟加拉)、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比剌(今莫桑比克)以及孙剌(今莫桑比克索法拉河口)等。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病过逝。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中，有六次是在永乐年间，分别是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只有一次是在宣德时期，是宣德六年(1431年)出发。

郑和下西洋的景德镇青花瓷器

　　郑和下西洋的卓越贡献不仅仅在于打通了由中国经印度西海岸直达东非的海上交通线,更重要的是他宣告了海外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并亲自率领船队进行贸易活动,这对于陶瓷的外销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郑和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它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郑和船队每到一处，便与当地人民进行交易，瓷器则是船队进行交易的主要产品。据《瀛涯胜览》“祖法儿国”条记载：“中国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卢岑、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西洋番国志》“柯枝国”条也记载了：“名哲地者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同中国船队交换瓷器、绫罗绸缎等产品。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一条“海上陶瓷之路”，减少了陆路运输带来的损耗，给外销陶瓷提供了便利。同时，郑和下西洋所到亚非几十个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促成了瓷器销售在国外市场的扩大。郑和船队每到一处的任务是：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各国国王以及鼓励他们来华朝贡。在郑和的鼓励下，东南亚各国纷纷派出使团来华朝贡，“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这些来华朝贡使者随船载运来交易的货物，大都是东南亚各地生产的胡椒、香料等，这些使者回程购买的货物有大宗是陶瓷。同时，明政府对外国赏赐了大量的陶瓷。由此可以看出，景德镇瓷器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外销，其数量大大增加，销售范围也较以前有了较大突破，不再局限于洪武时期的周边“不征之国”，扩大到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海岸，并且籍由阿拉伯商人传输到了更为广阔的地区。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残片几乎在郑和航线的周边各国都有发现，而在伊朗、土耳其等国更是集中了大量相当精美的传世永、宣青花瓷。在销售形式上既有直接赏赐，也有与当地进行的互市交易，但都是在官方控制之下，具有浓厚的官方贸易的色彩，私人贸易几近于无，这也是由明初朝贡、海禁并举的海外政策所决定的。

　　郑和下西洋成就了朝贡贸易的最高潮，但同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直接导致了朝贡贸易的萎缩。宣德八年(1433年)下西洋的停罢标志着明政府开始全面从海外退缩，对朝贡国的限制措施也纷纷出台，朝贡贸易从此江河日下。与此相反的是，民间走私贸易却逐渐兴起，甚至以武装走私的形式出现。同时，葡萄牙人的帆船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中国海岸。由此，瓷器的外销出现了官私并举、官民竞市的局面，而葡萄牙人的东来也预示着瓷器的外销面临着重大转变。与朝贡贸易衰落相反，民间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壮大，这也是官方朝贡贸易衰落的必然结果。明早期兴盛的朝贡贸易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也使海外诸国从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甚至成了一些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朝贡贸易的萎缩使得巨大的海外市场处于一种贸易真空状态，急需一种新的贸易势力来填补朝贡贸易衰退后留下的空白。于是，民间海外贸易乘势而兴。伴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民间贸易的兴盛，是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和民营手工业的兴盛，景德镇制瓷业亦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在经历了又一个发展高潮后，逐渐开始走向衰败，而民窑瓷器的生产日益兴旺起来，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在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上，同样是出现了官窑和民窑同时外销的情况。在正统至天顺年间(1436-1464年)，由于对外政策的收缩，景德镇瓷器在外销上也相应地陷入了低谷，甚至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九月还“禁瓷器与外彝交易”。这无疑对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成化后，随着民间走私贸易的逐渐兴起，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嘉靖之前，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主要还是由官方垄断，官窑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就收藏有多件成化到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有青花夔龙纹碗、青花影梅折枝花纹盘、青花麒麟杂宝纹盘等。这些青花瓷“从造型、纹饰方面分析，是景德镇御窑厂的典型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了大量带有阿拉伯文的青花瓷，其内容多为《古兰经》教义或瓷器用途的说明，甚至有的连制作年代也用阿拉伯文书写。这固然与正德皇帝崇尚伊斯兰教俗有关，但也反映出从此时起外销青花瓷的制作开始注意满足销往地的的特殊需求，以达到扩大外销的目的。与景德镇瓷器的官方外销相并行的，是民间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活动。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的景德镇瓷器通过民间走私的手段被销往国外，走私成为当时景德镇瓷器外销的最普遍的形式。当时中国商船来往于整个东亚、东南亚海域，几乎独占了与日本、朝鲜以及南洋群岛诸国的贸易。

　　嘉靖以后，民间的景德镇瓷器外销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民窑景德镇瓷器逐渐取代官窑瓷器成为外销的主要产品。这一时期由于倭患复炽，明政府一再加强海禁力度，禁止一切私人海外贸易，断绝一切海上活动，甚至“寸板不许下海”，但此时景德镇瓷器已经在海外有了巨大的需求，虽然禁令频下，大量的景德镇瓷器还是不断通过走私的方式甚至通过一些海盗商人销往海外。通过民间走私贸易外销的景德镇瓷器多为民窑产品，以实用器物为主。如在日本，15-16世纪的景德镇青花瓷器大量集中出土，“青花在这一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出土，但几乎全部都是杂项器皿，有铭文的堪称精品的实物一个也没有”。在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所藏的中国瓷器中，也有嘉靖至明晚期我国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多件，以盘碗数量最多。这一时期在中国陶瓷外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商业势力的触角在此时已经进入东亚，并开始试图介入利润丰厚的瓷器贸易中，中国在东亚及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首先来自于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无法深入内地，因而青花瓷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购买。福建漳州自不必说――月港在明中期早已成为私人海外贸易的集散地，当时的广州也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出口港。大量景德镇瓷器通过赣江南下，过闽赣交界处的大庚岭进入广东，再顺北江而下，运至广州。由于进货渠道不畅，数量有限，因而景德镇瓷器在这一时期是作为一种贵重的艺术品而不是生活用品远销到欧洲，成为王公贵族们地位身份的象征。这时的外销瓷器，在纹饰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部分青花瓷在订烧时还加上了特殊的纹饰，以表明订购者的身份，这也是后来纹章瓷的肇始。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纹章瓷便是这一时期烧造的“一种绘有葡王曼努埃尔一世(1469-1521年)纹章的青花瓷壶。这壶的器形是中国式的玉壶春，但花纹是这国王的纹章”。纹章瓷是指将欧洲诸国的国徽、王徽、帝徽及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的徽章,甚至省徽、城徽等特殊标志烧制在瓷器上，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外销瓷品种,始烧于16世纪的明代,在17至18世纪畅销欧美国家。它由中国工匠按照欧美商人提供的徽章纹饰,加以中国传统纹饰图案彩绘烧制而成,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既有中国传统的工艺特点,又体现精细典雅的欧洲装饰风格;既蕴藏着深厚的中国陶瓷文化底蕴,又显示着西欧纹章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商业价值,拥有重要的地位。纹章瓷因多为贵族、皇室成套定制,他们不仅出高价,要求也最为严格,因此在外销瓷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却是最为精美的,属外销瓷中极重要的品种,器物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揭示了明清时期中外陶瓷交流的历史价值,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此后，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相继加入到瓷器外销贸易中来，并在明晚期取代中国商人而执瓷器外销之牛耳。

　　明晚期，明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隆庆开海和西人东来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青花瓷的外销在中外商人竞争与合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隆庆开海使得私人贸易迅猛发展，众多的中国商人往来穿梭于东西洋，投身于利益可观的瓷器外销中；另一方面，在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获取与中国合法贸易的权利后，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商业势力也接踵而至，纷纷染指瓷器外销,所外销的品种，差不多全是青花瓷。西人以强大的武装为后盾，凭借雄厚的资本、广阔的市场与仍旧束缚于传统贸易中的中国商人展开了竞争，并逐渐占据了瓷器外销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最大的外销类型就是“克拉克瓷器”。这种瓷器是截获葡萄牙克拉克(葡萄牙文Karrack音译)商船而得名。“克拉克瓷”的特点是宽边，青花瓷为多，在盘、碗的口沿绘分格及圆形开光的山水、人物、花卉、果实等。“克拉克瓷”是指中国明末清初的一种青花外销瓷器(尤以一种青花开光瓷盘为典型)，克拉克瓷的生产可分万历至清初和康熙两个时期，前者为开光的青花瓷，后者则胎薄。万历克拉克青花盘使用浙料绘画，有翠蓝、灰蓝、淡蓝几种色调，运用分水技法，形成三至四个色阶，为康熙青花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画师们熟练地运笔，无论勾、点、染皆随心所欲，自然洒脱。凡是勾勒圆圈，皆是用两笔拼凑而成，这也是明末清初瓷画的一个特点。其时间外延上自明代嘉靖、隆庆,下至清代雍正、乾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克拉克瓷器”只是指景德镇生产的此种类型瓷器，中国范围内其他地方生产的此种类型瓷器叫“汕头器”或者“漳州器”。自“克拉克瓷”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商品,其价格在欧洲市场乃有所下降,中产阶级及一般市民也可以拥有这类瓷器。尽管克拉克瓷不再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东方尤物,欧洲人对它的钟爱仍一直有增无减,所以长年皆有此类中国青花瓷运销欧洲,此宗专项贸易一直沿续到了清代雍正、乾隆之际。据荷兰人C J A Jorg披露:乾隆三十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到英国的瓷器尚达近40万件,其中克拉克瓷应不在少数。所以克拉克瓷的烧制时间并不限于明代万历年,可以说它是与明末清初的中国海外陶瓷贸易相始终,克拉克瓷的生产和运销可视为中国古外销瓷在明末清初海外陶瓷贸易的一个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