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在逐渐回归学生的核心发展力，那么，当前的核心素养以及生涯教育、生命教育、积极心理等，如何寻找一条根本的发展之道呢？我们可以选择中国学问，然而，什么是中国学问？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还是从问题入手：把学生交给分数是功利，受制于家长的顾虑而急功近利，单纯读书呢？把学生交给书本不是功利吗？不是急功近利吗？中国学问是“做人”的学问。做什么人？《孔子家语》中清晰道出了“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虽然孔子是从帝王治国之道的角度来论述的，但是，这也是做人的道理和层次。那么，在孔子那里，所谓的国学是什么样子呢？是读经典书吗？是温习功课吗？是思考问题吗？当然是，但不完全是。关于好“学”的弟子，孔子唯独最认可颜回。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一点在梁启超先生的研究中得到辨析：孔子说的好学的颜回并不是“好读书”，从记载来看，颜回的好学体现在：“屡空”“心斋”“克己复礼”“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施劳”“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还体现在“有若无，实若需，犯而不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等，都与读书无关。
孔子赞赏的颜回好学大多与“人格”有关，这是学的目的。学的过程呢？从“应用、实习、实践”，到“习惯”，而且对应道德人格，这就是“学”，道德实践之学，至圣先师提供给我们的“国学”源流。读书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孔子的观点是很鲜明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是说，不能明白道理，不能学以致用，纵是读得多，有什么用处呢？《诗》是经典，诵《诗》的目的不是诗本身，这是因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读经典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读书与接触自然天地的关系。
书是要读的，但书是前人思想的系统传承，只有向自然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贯之以读书悟道，才能实际有所成就。“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虽是孔子的谦逊之语，但也充分表明“驾车”“射箭”都是学问，既属于“博学”的领域，又可以“成名”；到底是“驾车”还是“射箭”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孔子将其定位于“博学”的层面。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理解的“博学”有多少人还记得与“家务”、“洒扫”、“习武”、“小编制”、“小制作”等相关呢？显然，仅仅是实践也不能概括真正的学问本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与“改”都是实践，也都是关乎于“学”的。什么是善者？什么是不善者？其实就是孔子所“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于是，孔子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多多地学习又能
够背诵记得住的吗？不是的，我无非是以忠恕之道贯穿在整个学行之中的。”那么，孔子真的做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而去“从”或者“改”之了吗？司马迁曾经说过孔子向谁学习的问题：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韑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10个人都是孔子的老师吗？不见得，但是，孔子在接近这些人的过程中，无论是他赞赏的、崇拜的，还是批评的，都构成了道德实践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过程。难怪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我的老师到处都可以学，又哪有固定的师承呢？可见道德学问伴随一生，并非仅从书本中得来。道德实践是发展，学为了道德实践，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人学习的基本逻辑框架。
当然，“学”的内涵里肯定与“读书有关”。但是，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此，不能说“行”比“学文”重要，至少，最有效的学习，应当是在“做中学”的，一边实践仁德一边学习，才能找到做人的“孝悌之本”。“从道德到知识”，先学做人，从做人开始自然过渡到知识的学习“；从实践到知识”，亲力亲为，不断通过全身心的活动去学习知识，这都是孔子倡导的学习，这都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从书本到知识”的读书学习。千百年来，以道德为核心，以实践为行为方式的学习构成了学习行为的根本，所以说，中国人的学习遵循一个古老而值得敬畏的“经”，经典不断，同时，又能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去解读、落实这个“经”，孰轻孰重，看每个人的学习目的与人生追求。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严重误解了古之学者“死读硬背”的学习结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仕强老师说，我们都没有听懂孔子的忠告：人能使道德理想发扬光大，不能凭借道德理想来宏大个人。
而对于《易经》这样的群经之始，曾仕强老师也用这句话来阐述：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但是要靠人来把它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帮我们解开。死记硬背而不弘扬光大，既对经典无益，又对我们无益。教育只有专心育人，是无法明确区分传统与现代的，人性历史使然，教学一以贯之，3000多年以来，人类心理科学、脑科学、神经解剖学的发展曾经一次又一次掀起所谓的教学“革命”，然而，回顾历史，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论断却仍然为经典，15岁从孔子那里开始才是立志的年龄；15岁，朱熹将其作为“大学”和“小学”的分界线；怀特海将15岁作为“浪漫阶段学习”和“精确阶段学习”的分界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把15岁作为少年和青年的分界线。诸如此类由孔子传承的教学理论不胜枚举，以现代眼光观之，我们只是欠缺一种现代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表达，甚至不需要再造，那么，现代教学向中国文化学什么呢？一是自学。而自学取决于教师有没有给予学生时间、空间以及良好的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习过程为学生自己所掌握与调控。所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教学的原则以及师生关系相处的原则。曾仕强老师提示：不想学的人，是教不了的。不用心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不能举一反三的人，是想不通道理的。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发的学习精神，促使自己乐于学习。“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要做古代文化的真正热爱者。曾仕强老师提示：自己的学问自己求，求到了别人也拿不走。自己的智慧自己开，遇有高人指点，当然最好。但是指点过后，仍需自己努力。世间没有不学自然会的事情，多学多想，多看多做，都是自己的事。
教师在学生自学的过程中，身份转化为组织、引领者，以及深度思维的铸造者。自学取决于愿学，取决于教师能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今天的学校教育里显然是不现实的，每个学生都要教好，不管学生自己是否主动“束脩以上”，愿意不愿意。但是，把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出来，学生愿意求学、求教却是千古不变的原则。那么，怎样让学生愿意求学呢？分五步走：亲其师，信其道，这是第一步；道而弗牵则和，这是第二步；强而弗抑则易，这是第三步；读书百遍，经义自现，这是第四步；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来到了第五步。二是自行。学就是行，在这里只是强调了行的作用，只要遇到该学的人或事，就要积极行动起来，这也需要教师的引领。所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留意自己身边的人，看见别人身上好的地方，便向他看齐，别人身上不好的地方，提醒自己不这样做。曾仕强老师提示：见贤思齐是一种良好的修养，要时刻反省自己，把别人当做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言行，就反过来看看自己；比自己好的，想办法向他学习，以求努力赶上，比自己差的，看看自己有没有和他同样的缺点，有则改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曾仕强老师提示：我们应谨言慎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得起自己，也不致害别人。遇到不知道的事情，趁机多学习，才是聪明人。学生会不会自行，
取决于行动的目的、过程是否能够为学生所接受，学生是否有足够的方法去学习。教学过程是一个外在的价值引领与内在的自主建构相一致的过程，价值引领也包含着行为、思维、情感的综合引领，因此，教学是一个不间断的设计过程，教学设计既有前设计，又有即时设计，教学方案在教学过程中的调整便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的。三是问学。适应学生年龄阶段的调整，童蒙致学，就是问学，让儿童在接触大量事实中产生困惑而来“求我”，成长到15岁以后则要立志，进而终生励志。所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随着年龄的增长，因学习而促使自身慢慢成长。曾仕强老师提示：人生是阶段性的调整，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努力目标。
如果调整不过来，那就是过不了关卡，而难以突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循序渐进，持续地进步，是最为难得的成就。人人应该自己反省，看看有什么需要调整、改善的地方。学习与人生一样，就是阶段性的调整。看来，“学什么”是要从属于学生“需要学什么”的。当为学而教时，教学的价值和学习的快乐便有了结合点。当教学成为学生的需要，学生的学习则具有“乐”的内涵，有了审美的自然体验，正如《乐记》所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可见，音乐于礼、于德都是相通的。有了这样的“乐”的品性，学生与教学本身就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而且“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也就是说，乐能陶化万物，与仁相近，礼主决断，所以义与礼相近。乐使人际关系敦厚和睦，尊神而服从于天；礼能分别宜贵宜贱，敬鬼而服从于地。所以圣人作乐以与天相应，制礼与地相应。礼乐详明而完备，天地也就各得其职了。如果教学也能引导学生如此乐学，那么，实在也是道德尽至了。四是应用。学以致用是中国学问的根本传统，大凡学者，可以为师、可以从政、可以行伍、可以行商、可以持家，乃至平天下都是学问的背景。所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有学习的意义在于实践。曾仕强老师提示：读书固然重要，但只有学以致用才是发挥更大的功效。正如孔子所说，熟读《诗经》，应该可以灵活运用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不能这样，表示读《诗》不能活用。即使读得再多，背诵得再熟，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们要活学活用。应用性的学习就是实践，就是学生实习、演习、习练乃至形成习惯的过程，一个习惯的养成是在反复的做中实现的。不死读书，不读死书，中国学问讲究在天地之间的自由学习，这就是“问学”系统，整部《论语》是以问答的形式而展开的，《孟子》《曾子》《子思子》，乃至《韩非子》《管子》中的大多数也是对话问答。难怪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与西方学问的批判、质疑构成鲜明的对比。因为中国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国人的学习方式，“听话”就是学习。有人说，“听话”教育造成了学生创造性的缺失，这是没有弄清楚该听谁的话，继续延伸下去还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孔子率先做到了，弟子们列为共识，把它当做学习公约，继而成为学习文化进入中国人的学习思维。五是适学。学无常师，教无定法，合理是学习与生活的根本标准，而教学选择就是适合、适应每一个学生合理的发展诉求，教学的方法论就是“适学”。所以《：国语·晋语，胥臣论教诲之力》中说“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御浦而后大。”
这是说：施教者根据受教者本身的潜质加以因势利导的，就像江河有了源头，才能迎到江河入口处，然后让它汇成巨流。而在《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中则将教学方法界定为“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意思是说：吟诵诗来辅佐他，用礼仪仪式来调教他，以礼待人接物来影响他，用高尚的德行来辅助他，制立节义来规范他，用恭敬的态度督促他，用勤勉的学习来规劝他，用孝顺之心接纳他，用忠信的行为来启发他，用善言警句来激励他，这样全面教导还不听从，就不是可以教育好的人了。教育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可教，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有益、有效的教，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教好，“金玉”与“朽木”总是辩证地存在，如何教，即是老师的良心选择，也是自然选择的适应之道。关于学习方法，陆九渊告诉我们的“学问贵细密，自修贵勇猛”等就有十八则，朱熹告诉我们的“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等则有七十三则，把握根本，深究其理，从原则入手，学习之义才能获得。
(李秀伟 广东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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