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勳议员正在接受央广记者罗武采访
央广华夏之声、香港之声系列访谈栏目《建港新力量》迎来了第三期的嘉宾，他就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建联的刘国勳。
他为何从读书时期就就开始接触政治？又是如何踏入从政之路？连续两届成为新界区区选“票王”的秘诀是什么？他心目中理想的香港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揭晓~
初入政途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2002年读书的时候已经加入民建联，为什么这么早旧想从政呢？
刘国勳（以下简称“刘”）：你的资料搜集做得挺好的。其实都是机缘巧合，当然自己的思想、想法上会对建制派有好感。原因是自己读书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不管对于内地还是国家，都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我的中史除了读书拿A之外，平时空闲的时候，都会有兴趣去阅读有关的书籍，去发掘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由于有了这个思想，所以我会对建制派会比较有兴趣。
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专题报告，要去地区做一些访问，或者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民建联的议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在地区很实务，很愿意去帮助他人，所以我就很顺利成章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对很感兴趣民建联，有什么渠道可以加入民建联？”他们就给一张会员表给我，我就这样加入了。
球迷心态
记：但是加入民建联之后，您就去参选区议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刘：我是读公共行政及管理，最初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做公务员，或者类似这些的工作、 管理的工作等等。但是02、03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不好，其次又爆发沙士，所以政府就宣布冻结聘请公务员，所以这条路对于我来说就走不通了。原本我加入民建联就像是球迷的心态，希望能够为建制派的壮大出一份力作为一个拉拉队，真的没有想过下场去踢球的。但是没有想到政府冻结聘请公务员，其次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管理，觉得当时的社会很多问题，如果不做公务员，能不能也去参政议政，由下至上去影响政府呢？结果03年的时候，尤其爆发了“七一事件”，建制派都会在社会上受到一些误解，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要为为此做出一些承担，不如我也站出来为香港贡献一份力，所以就参选了。
从“败选”到“票王”
记：初次下场“踢球”，从比数上来看输了，当时有什么体会呢？
刘：其实我到区里工作，大约都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下区服务了没多久，也有“七一”的政治气候，也有挺大的压力的。但是很幸运，在我的工作上经常会有一些贵人去扶持我，有很多地区的义工在我的身边帮助我。虽然是一个只有22岁的年青小伙子，对着一个现任的议员，可能对于踢球来说，踢到加时仅败而已。当时他是2200票，我是一千九百多票，输了大概两百多票。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当然任何人都不喜欢输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社区认识得更多，街坊们也不离不弃，所以我也觉得继续在这个社区服务。
记：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您在07年的时候，您是新界区的票王，11年的时候也是，您自己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呢？
刘：我认为做地区工作真的要深耕细作，例如勤奋，这也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当然重点是无论做政治领袖也好，做议员也好，不仅仅是靠勤奋。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勤奋，那肯定是不行的。试想一下，如果你太懒，市民找不到你，有事的时候你又不出现，别人怎么会信任你呢？关键是在落败后的这几年，如何在社区重头来过，壮大义工团队， 和街坊建立一个信任。
所以在后几次的选举口号，会有不同，但是“信任”这两个字都会在我的口号中看到的。勤奋、贴身、到位，就如古人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到地区里服务社区，社区开心，自己开心；社区有什么忧心的，我也很忧心。全程去投入了很多时间。假如你是真心服务社区，都会从结果上可以看到的。
记：所以“票王”这个称号到区里工作“深耕细作”得出来的？
刘：我很感谢大家给了这个称号给我。不同区有不同的区程，有的区就是乡郊区，有的是公屋为主的区，有的是私楼区，每个区的投票率不同，选民人数也不同。我觉得很多议员都很出色，能够得到高票数，得到市民的认同，但是我也会继续努力，继续得到大家的认同。
立法会“新丁”
记：您从区议会进入立法会，作为立法会“新丁”，您如何看待自己在立法会的定位呢？
刘：我之前担任北区区议员一段时间，对地区一些情况比较熟悉。加上这几年北区的区议员压力比较大；由于比较近内地，所以很多问题。例如双非、学位、水货客，甚至是近年新界东北发展都和内地扯上关系。所以当我来到立法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有三样东西想做的：第一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政策，去化解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因为我看见无论学位也好，水货也好，其实不是什么政治的问题，只不过是大家在资源方面可能有冲突。后来出台“限奶令”问题是舒缓了，在学位问题方面，跨境学童让香港的学位紧张，这些也能够通过政策去解决。无论文化冲突也好，资源冲突也好，如何通过政策去化解这些矛盾，修补大家的关系，其实这些我是很希望能够做到。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像两兄弟也会吵架，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关系能够变好，毕竟血浓于水嘛。
第二就是，我自己长年在新界，我母亲也是原居民来的。现在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大，不仅是内地和香港，甚至香港人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也有矛盾。所以我都非常希望在城乡关系里，都能够做一些工作，让大家了解到，原居民在香港的历史，原居民对香港的贡献。例如现在很多的新市镇，过去很多土地都是原居民的，很多都是私人土地，怎么样去付出这些土地，出来发展这些新市镇，这些都是大家知道。但是新的这几代的香港人未必知道这些历史，我都希望将这些历史，围村的文化增加大家的认识，这些也是我们香港的本土文化。
第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区议会界别的议员，我希望可以串联地区和“中央”，这个“中央”指的是特区政府或者立法会的关系。如何有更好的支援让区议员得到更多的援助，还有发挥，能够帮到地区的市民。由于自己也是区议员，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最主要的是，在这三者关系中，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工作。在地区上说的交通、房屋这些比较民生的议题，都是我们主打的项目。
内地与香港
记：您之前提到自己也希望改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那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呢？
刘：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现在不仅是人民和政府的问题，人民和人民之间冲突也多了，包括过去有一些踢箧等等的事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用一些东西去疏导；例如刚刚所说的的水货客，要让市民分清楚哪些是旅客，哪些是水货客，那我们要针对这些矛盾，那些影响、滋扰到市民日常生活的问题，针对这个区去工作，而不是一刀切，凡是拉着行李箱我们都去弄。另外就是学位，例如校网，是原居民或者本地人优先，这样会不会改善我们的关系呢？但是其实内地各个省市都会有户籍的制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是保障当区的居民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也会让大家摩擦会减少。
之前看新闻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认为香港楼市贵了，是因为内地很多人过来购买。但是原来佛山市民对广州市民有一些抱怨，是因为广州的市民过去买楼的人增多了。（是因为广州出台了房屋限购令），哦~原来如此，那就证明不是内地和香港独有的问题。其实邻近的城市很容易会有一些政策的不同会产生一些摩擦，这是要靠当地政府去利用一些措施、政策去疏导、理顺。所以我自己也会对症下药，始终不要把问题政治化。但是现在情况很惨，一些矛盾让大家有怨气，利用这些怨气去挑拨本土、中国，对中国有些抗拒，其实这样做，一来对事件没有帮助，二来也都伤害同胞的感情，市民之间的感情。
青年谈政治
记：我们发现近几年香港的年青人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政治，作为一个过来人，您认为年青人如果有政治诉求，应该如何表达？
刘：其实现在的年青人比我们以前更加热衷于政治、参与社会的事务，这是一件好事。社会的未来都是年青人，所以他们早点了解这个社会，参与社会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先进，社会的透明度会更高，你要获得一些资讯是非常方便的，现在我们是代议制；将来当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直接民主会带来行政成本、很多阻力，随着这科技技术进步，年青人会容易发声。
但是资讯多也带来一个问题，究竟这些资讯是不是真实呢？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是“后真相”时代，很多人看到这些标题、一件事，不去查证就相信。所以年青人要参与政治一定要弄清楚事实，因为很多事他们没有弄清楚真相和背景资料，从而表达意见。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清楚这件事，就去发表，其实他们很有热心，但是他们做出来之后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寄语就是，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最重要确保每一件事的真实性，搜查更多的资料；年青人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声音，网上也设有更多的平台去吸纳他们的声音。
展望未来
记：您心目中理想的香港是怎么样呢？
刘：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没关系的，重要是可以在理性的环境下各抒己见。大家多点关注民生，花多一点精力改善经济、民生，而不是在内讧方面。若是花太多精力在内讧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过去在全球上是领先的，现在落后了一些位置，尤其是经济方面，民生方面工作的成效也是在减退。我希望年青人可以有更多机会发挥所长、上楼容易些、通过政策疏导与内地的关系。我也相信中央也要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对外交流；香港也要借助内地，例如一带一路，将自己摆在一个更好的定位，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让香港市民整体的生活有所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减少一些内讧，将精力放在民生和经济上面。
记者：罗武、周伟琪
实习记者：温超荣、简嘉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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