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15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财经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第二场在人民大学举行。今天的主题是《增长谈——大国增长的极限到了吗？》。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出席报告会并发表演讲。

    以下是报告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媒体界的朋友们，还有在座来自人大的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欢迎你们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徐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经济之声《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的第二场报告会现在开始。我是来自中国之声的主持人徐强，本场报告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今天能够来到人大站在讲台上对我个人来讲十分的容幸，因为我有机会能够见证到中国最权威的财经广播和中国经济学界翘楚和高校的智慧合作，为大家带来一场智慧的盛典。我个人是89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回家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我也时刻以作为一个人大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言归正传，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下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那这个奇迹最为标志性的就是在三十年的大多数年份，我们都保持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这个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很难后有来者，不过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两三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那这当然有外国的因素，有金融危机、有欧债危机，当然我们也有内部的因素，那现在我们的国家提出了要改变发展的方式，我们要调结构、我们要更加的看发展的质量而不是发展的速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速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才会是合理和有效率的？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可逆的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人们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也成为了我们本场报告会的主题，增长谈—大国增长的极限到了吗？在我们报告会进行的同时，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央广网的音频直播、文字直播、经济之声的新浪官方微博，腾讯财经和和讯网了解我们报告会的现场内容，并且来参与及时的互动，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

　　（播放视频资料）

　　主持人：好，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最近我本人也是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前两天我看到，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尽管说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在继续的回落，但是从第三季度开始将会企稳回升，而且逐渐相好，他预计中国经济将长期的保持在8%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的速度，并且认为这样的速度是合适的，也是有溢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种观点，可能更多的对中国的增速下降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并且担心这种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带来的很多风险，当然更多的可能也看到，包括一些数字的预测，比如说我看到有5%、6%，甚至有更低的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到底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还是说真的是狼来了？中国这一艘高速奔驰了三十多年的列车，在突然降挡之后今后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节奏来继续前行，报告会我们将会首先有情第一位主讲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刘元春教授。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6年来主要负责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项目，该项目获得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等部门的高度评价，好，有情刘元春院长登台，今天元春院长为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迈向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有请。

　　刘元春：好，非常高兴今天以我们文化院和经济之声来联合主办的增长谈，那么现在由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一轮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的性质怎么来看待、怎么来理解？那么我们这里面的题目是《迈向新阶段的经济增长》，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进入到一种新的阶段，是不是会在未来的这个时刻里面，在映照过程中出现一个偏低的这样一种增速？那么这个问题产生的由来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不行，大家明显的会看到，我们经济增速在09年的时候出现一个触底，然后在2010年一季度的时候达到一个高点，12.1，然后持续出现一个回落，到今年的第二季度7.6，那么因此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变化，可能只是未来持续下降中的一个序幕，那么因此，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变化，很多人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场持续的下滑可能与1989年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落有些相似，那么当然，对于这种的回落，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悲观主义的这种声音，比如说与国外的一些学者和同行机构所谈论的，比如说鲁比尼、查若斯、克魯格曼所谈论的这种中国崩溃论，还有比如说在市场领域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金融领域里做空中国，与中国必将发生中国性的时代危机论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所有的市场操作和一些活动，那么标志性的语言就是怎么样？认为特别是在2011年很多人认为，四个10万亿将压跨中国，届时中国并将产生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像这样的类似一种金融危机，那么今年二季度，特别是6月19号，我们所出现的这种钱荒，使这种悲观主义的浪潮到了一个极致，很多人认为，二季度的一些表现，在很多程度上是应验了很多做空中国和中国崩溃论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当然，更有甚者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学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常态，认为中国已经步入到一种新常态，也就是他的标志就在于第一个，低贸易增速，第二个不低的这样一个CPI，第三个就是较多的GDP增速。

　　那么认为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常态的一种现象，中国经济在本轮的调整里面就是说直线下降以后，到了一个较低点来进行运行，那么这些观点来讲，我们会看到，在国际层面、在市场层面得到了很多人的反映，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观点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从而国外的角度来看，每隔5年都会掀起一轮中国崩溃论的浪潮，那么很多学者只要一拿到中国的数据一看，40%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平均24.5%的这样一种投资增速，那么从很多经济学家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结构必定会带来一种产能过剩的这样一种危机，那么当然同时，如果从金融层面，很多人会看到，我们的高达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些债务，和大规模泛滥的这种表外因素，很多人就会很轻易的就想中国的泡沫很严重，中国的经济必定会出现这种在实际层面出现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这样一种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在金融层面里面出现以泡沫负面，债务面观点这样的一种和金融危机相叠加的一种现象，那么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2001年，当时有学者提出了重要的一个中国风，再比如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也有人提出了中国必将会走上这条路，但事实上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这几轮，中国崩溃的这种浪潮中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走越好，那么作为理想我们就会看到，从2001年中国经济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涨，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在数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的理论基础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国际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那么当然除了我们日常所注意的到的悲观主义者，我们还会看到一些乐观主义者，典型的或者大家认为不太靠谱的一种乐观主义就是我们林毅夫先生所谈到的，8%以上的增速还可能二十年持续，那么他的论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均GDP，人均的资本存量依然很小，依然在一种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同时中国未来，在依靠宏资拉动型的这样一种驱动，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当然，第二种观念就是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宏观论坛，这一个团体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我们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一种周期性和趋势性叠加的一种产物，也就是目前是全球周期性最低点，比较低的一个低点，如果在这个时段，我们指出现在就是一个常态现象，我们认为在方法上，是一种错误。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潜在GDP的确有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速竞速在4%-5%的这样一个水平呢？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太宏观，同时也没有依据，原因就是很多的这种潜在GDP的这种增速它是一种事后测算的一种产物，那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目前在GDP竞速的争论，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规律。 比如说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大牌专家，也在像我们这样的论坛的时候来讨论，到底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是多少？那么至少在1998年到2002年大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潜在GDP的增速只有8%-9%，也就是像现在很多人所谈的那种中国经济只要超过10%就是过热，但是真正好像大家达成了一种宏观经济增长的共识，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发现大家都错了，因为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峰回路转，已经证明了过去十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可能在10%左右的增速，所以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在预测潜在GDP里面最失败的一次，当然在世界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很失败的例子，那么这就是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很多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世界经济增长的极限，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到底是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当时有几个很重要的团体，比如说罗马俱乐部，当时提出的就是怎么样？零增长，世界已经到了不可能再进一步增长的状态了，但是没想到，70年代一些零增长极限的话语刚一落生，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增长怎么样？出现了新的奇迹。那个奇迹就是怎么样？全世界经济增长在4%左右的这种高速运转持续了接近20年。所以一直我们经常会谈论的就是说，目前在这样一种大危机、大调整的这样一种阶段里面，简单的就是说，中国已经步入到一种相对悲观的常态状态。我们认为，无论是方法，还是判断的依据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来讲，中国从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以及产业的众生化和改革等多种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结构性的这种下滑的这种趋势，能缓解。同时全球经济的增殖性的变化，也会使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的这种底部现象的环境，所以因此我们认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改革、通过深化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缓解我们潜在GDP下降的这样一种冲击，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耐心来等待周期酝酿的这种转变，而不能够简单消极的认为我们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超越新常态，那么这个观点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观念呢？我们认为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一种观点。但是乐观的观点还有官方所提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都围绕着中国梦，认为中国梦的实践是与较高速经济发展相提并论，同时这种较高速的增长速度，来源于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来源于我们通过改革所构建的这种新增长点和新红利来一起推进的，所以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在很多途径来看到，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来认识？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目前这一轮的经济的下滑，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视角从短期扩展到长期，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也就是从全球和一种中长期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目前的这种状态，然后才能够摸着当下，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上面，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观点，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性周期力量的作用和结构力量的引领下面，本轮经济增长参数的这种变化没有特别明显，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全世界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步一趋的，而不像我们很多人讲的，我们这一轮的下滑有中国的原因，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二个我们认为目前是一个仍然处于过渡的时期，远远没有处于新常态因为没有常态化的这种经济增长源泉，那么同时全球力量处于一种周期性修复和结构性大调整的阶段，那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大危机必然伴随大调整、大改革，那么大调整大改革就意味着我们的这种增长源泉的转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这种调整，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转换期，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过渡型，而不是一个常态性。那么三个我们还没看到的就是本轮经济下滑不仅有结构新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未来实现7%-8%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依然是较大的，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谈即使要实现7%、8%的持高速增长，也需要我们付出的艰辛的努力的。

　　那么当然从短期来看，我们认为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观点认为，周期性力量开始反转，但是深层次结构力量依然在持续的发酵，那么因此我们认为不服输的这种状态会中期化，因此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三季度，经济的这种反弹，我们认为它在四季度虽然会有延续，但是它的这种反弹的幅度会减小，就是它的这种力量会弱化，原因就是我们三季度经济反弹的这一个基础并不扎实，那么同时我们认为，明年一季度，经济可能会出现回落，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以大改革的话，就必定有大调整，大改革在短期里面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效应，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目前的整个短期经济的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认为并不乐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这个基本观点我们怎么来证明？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本轮大危机、大调整中间，总体上中国没有体现出中国的特色，也就是说从世界范围里看，中国是跟随主要经济体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波动基本上是与世界是同步的，大家会看到，在2007-2009年的这场大危机中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了6个百分点，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了4.6个百分点，那么到2010年，全世界经济反弹了5.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反弹了1.2个点，那么从2010年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第二轮的趋缓，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讲这一轮的经济放缓，从2010年到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没有看准自己的这一个经济变化的一些根本原因，出现了一些混招所导致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缺陷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这个结论可能也不太成立，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球现象，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大家会看贸易增速也是如此，并且它的同步性比GDP的同步性更强，那么这里面就会解释，为什么中国GDP与世界GDP的这种增速在危机期间反而同步性加强了呢？关键的原因是贸易的同步性在加强，那么这个加强，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目前整个外贸占GDP的比重是60%左右，那么我们的非贸易品，就是我们的贸易品50%多是用于出口的，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世界基本上一步一趋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CPI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就会讲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了，但是CPI却不低，还比较稳定，说这是中国的特色，但是大家如果一看世界角度，就会知道怎么样？这不是中国特色，是世界特色。

　　那么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因此中国增速的放缓不能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间来寻找，而必须从全球结构性问题、周期性问题以及本国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多角度来寻找，所以我们很多人马上就把我们从经济增速从12.1%下滑到7.6%的根源简单的找寻到我们的制度层面，我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很大，但是中国结构性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根源于世界出现的总体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的周期性的问题来源于什么呢？一方面来源于自身，但是，也来源于世界周期性的这种变化，那么所以说我们即使要寻找结构性的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寻找自己结构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我们中国调结构，95期间就开始了，但是我们越调越缓慢在某些参数里面，比如说我们从2001年，2002年就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提出来要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要提出降低重工业的比重，但是大家一定会知道怎么样？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上扬，带来的是什么？重化工的开快速增长和重工业比重的快速提升，而不是下降，那么因此我们在95期间所定的这些结构调整方案，为什么错了呢？为什么我们在2001年所指出的很产能过剩的行业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间没有过剩，反而成为引领力图增长龙头的这些行业呢？核心原因我们结构调整的思路有问题，也就是我们闭起门来，从自身的角度简单的来看结构性的问题而没有用全球的结构调整来看待中国的结构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么全球的结构性问题，基本参数有那些问题呢？我们就没发现这第一个新技术革命依然是过去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高速发展的重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从90年代，我们因为美国这种专利申请大家会看到明显处于一个强劲的下滑的区间，那么这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

　　同时我们如果从其他的一些看，从专业来看，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新技术行业，还是旧技术行业，它的技术增长在2000年都步入到了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大家会看到，比如说生物技术，比如说90年代9.56%的增长速度，但是到了新世纪只有4、5点的增长状态，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统计也能够严重的看出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再从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2002年的经济危机宣告的是什么呢？宣告的是经济革命从快速成长期步入到一个稳定的破产期，那么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需要等待，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有关技术革命出现大爆炸，经济出现技术的大幅度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过程，但是技术的快速突破，会引来我们经常所谈到的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传统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互配比，从而导致这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重构，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危机期间，那么危机期间表明的是什么？技术的这种大爆炸，它在社会经济的这种突破到了一种呈现，因此会出现一个制度重构型，那么未来会按照正常的一个理解，会有2-3、4年的破产期，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技术层级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现在第五次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它构成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但是下一轮到底是谁来替代它？我们不明确，至少从目前来讲，从经济的带动性、和经济产业的冲击性这些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看到新技术革命的迹象，那么当然如果从技术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像十年应当是一个技术的中度融合和扩展期，而没有全方位的这种大爆炸期，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世界经济的第一个核心参数技术。这里面到了一个新的拐点，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看全球化是过去二十年增长的第二个引擎，新要素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带来的全球红利，但是全球不平衡的利益段可能意味着全球红利步入到一个新阶段，那么大家看到，90年代整个经济增长很快，那么美国的贸易市值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到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个收敛的现象，那么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引擎的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打，第四个方面，就是2007年到现在的世界经济大衰退，是否意味着全球各分工级都面临着系统性的制度危机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大危机在本质上意味着制度的大变革、大调整，那么美国的制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呢？欧洲的制度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新兴市场一些国家的一些制度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这需要我们怎么样？在一种全球的体系里面来反思，而不是我们简单的自我反省，我们中国人很提倡闭门自省，那么在目前这个状况，可能是有问题的了。那么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到，全球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几个并存的增长模式的结束，或者是的一些转型，那么比如说美国的模式、欧洲的模式、中国的模式，以及依附于中国与美国的这些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模式，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资源型的这些国家增长模式，当然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全球贸易体系、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制也会面临着一些重构，当然这种重构到底方向是什么？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些思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分工模式，到底有没有变换？

　　就是分工级有没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不是大危机就意味着分工级出现漂移，增长极出现了漂移呢？所以这里面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大危机意味着各自有结构性的大调整，但是这种大调整必须遵循一个在国际体系里面的一个收入，必须要看到国际分工体系变化的这种路径，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因素的话，简单的进行调整，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啊严重。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不所有经济增长的回落归结到基本参数的变化，带来结构性问题上面，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年里面，大危机和大萧条所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大家会看到机构所测算的发达国家的增速产出缺口，那么我们一般认为产出缺口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周期性的因素，等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个分解性的图形，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说我们在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这个状况，它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周期的底部，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弱复苏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摆脱它的这底部运行的这种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思考我们的结构调整和我们后续的战略，这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我们认为在世界周期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增长模式的确出现了拐点式的变化，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就讲，说中国人本身这种增长模式就像一个老年人30岁了，传统的模式是老年人有很多问题，但是蹦蹦跳跳，还像年轻人一样，但是忽然这两年降温了，这个外部一降温，结果导致老年人的机制发生变化了，原来没有肺气肿现在有肺气肿了、原来不发烧现在也发烧了，那么就是说由外部因素诱发内生因素产生的变化，那么内生因素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年讨论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增长源泉的出现拐点性变化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市场化、民营化、公式化的这些自闭的红利开始递减，最标志性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参数叫THP值，出现一个年度严重的一个区域，第二个就是国际化，也就是全球化红利出现了递减，也就是说过去中国人和印度人高达8亿的这种劳动力进入到全球市场，从而使全球劳动力出现重构，使全球分工级出现重构，从而在中国的这种开放和改革的这种氛围下出现了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这样一个奇迹，那么这是它的故事，但是目前好像这一个故事在变化，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二元转型处于一个拐点，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刘易斯拐点。第四个我们经常会谈到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的国度了，人口红利开始递减了，标志性的就是我们去年2012年，中国的劳动力4亿人口总量出现下降，那么同时很多人就说，我们可能还会一个参数就是2015年中国的市民结婚人数达到高峰出现下降，那么因此很多人说讨论丈母娘经济、丈母娘驱动房地产的这一种逻辑，导致了就是说人口所带来、结婚所带来的房地产的需求，以及储蓄能力可能会下降，那么因此，我们不再年轻，因此我们房地产需求、储蓄能力都会下降，那么因此第五个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这种模式也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这就是大家经常会讨论的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出现拐点式的变化，那么都在这些基本参数里面。

　　那么同时很多还会谈到，就是我们这些年增长的因素也在大幅度上升，比如说第一个资源，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第二季度把第三季度已经成为世界石油的第一的进口国，超过美国，那么二个就是环境，最明显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雾霾，这可能是大家最垢病的一件事情，那么说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当然更重要的个就是各种风险和扭曲，已经标志着传统增长模式所累计的这种问题到了一种极限，比如说金融风险，我们经常所谈到的金融风险里面，比如说第一个，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那么有估计是20万亿、有人估计是40万亿，那么不管怎么样，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政府的债务，可能已经接近我们现在的这一个GDP的110%多的这样一个区间，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么说明我们的债务的确很高，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房地产的问题、我们表外融资的问题、我们引资银行的问题，那么最凸现的就是6月19号我们钱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金融的这一个阶段的讲座，有的专家就谈到了这就是中国式的金融危机，认为这个是一个新阶段，当然更重要的我们是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也到了一个拐点的问题上，那么所以把几个因素一综合起来，我们的确会看到在世界层面的这种结构性大变化的环境中间，中国内生性的一种基本参数、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一个见证性的变化，还是一种可推崇性的变化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也就是说这些主题都是全国人民怎么样？要对这些变化，它的路径，可能的程度、以及相对应的措施，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而不能马虎，那么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如果深度的审视目前的回落我们会发现，周期性因素存在的量很大，那么这个测算是阿拉学家侧的，大家可能会看到，中国1亿人里面，有着潜在增速是他测出来是8.9%，周期性增长的因素是0.4%，那么2013年潜在因素是8.0%，而周期性增长是-0.3，产出缺口是-0.6%，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周期性的因素的话，我们应当是在8.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简单来说。专家在今年的这个趋势预算中，感叹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他们所感觉不一样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会发现新兴国家的这些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讲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结构都出现了问题，这些国家的制度都出现了一些停滞、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腐败所导致的，而与周期性的因素有很大的观点，能够减释30%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过度强调结构性的问题，而不重视周期性问题的角度，所以这个来讲可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最需要民间的是结构改革往往带来的是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个风格不仅没有平息常态，同时存在着超越新常态的这种可能这是刚才讲的一种观点，为什么有这种可能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储蓄率可能不会太高，可能会降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测算，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储蓄率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这一场危机里面，它的变化是什么？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反而有所上升，而在未来几年里面，我们所根据一些基础参数所测算的储蓄率依然维持在50%以上，而美国的储蓄率依然不会超过20%，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人是不是危机之后就好了伤疤了疼呢？中国人是不是在危机之后就知道大把大把的花钱呢？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已经在大把大把的花钱了，但是中国啊人大量的钱怎么样，不是在老百姓的手里面，而是在政府、在企业以及少数的有钱阶层人手里面，所以说中国储蓄率的改变不是说老百姓消费习惯的改变，而是根源于我们出台的制度、根源于我们再分配的这种制度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这种制度的改变，要想在短期里面得到改变，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年里面，中国储蓄率有大的改变，很大，那么一个最简单，如果我们储蓄率还在50%以上的话，我们的增长应该是什么？这值得我们要反思，不是像很多人讲的，我们要专项消费驱动型，消费驱动型构建的是什么？是制度，而不是简单的倡导我们要进行老年消费、简单的倡导我们要进行假日消费，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不是会直线逆转呢？那么我们测算的结果我们认为并不是直线逆转，因为就是说，如果全球的货币体系依然是美国独大的话，美国还想拥有这种超级驻地权，以及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风险投资者的这样一种地位的话，美国必然会有大规模的撤资，那么外汇国家也必然要为美国的这种撤资买单，所以说这种模式不是像很多人讲的，过去不平衡导致了大危机，大危机就会扭转不平衡，好象不平衡就会直线的下来，全球就会变了一个样，那么如果如果我们看世界史的话就会发现，世界上全球相对平衡的时间占这三百年来全球史上只有5%的时间算少的，不仅是常态，平衡才是超常态。所以因此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化呢？也没有，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未来的格局中国是什么呢？是高储息伴随着高债率，比如说大家会看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跟西班牙的状况有点相似，所以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储息的下降，而是我们债务比较高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同时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布置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目前随着有民工荒，但是我们也有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家会看到，目前大专以上的供需比是小于1的，那么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图形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大专的失业率是最高的，本科的失业率也很高，那么当然更高的还有一个研究生的失业率，最低的是文盲，如果你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民工荒导致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我们低端产业的发展，当然另外一个是教育结构改变了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收购中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那么这个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会提供很多的空间的，当然，另外一个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确像林毅夫所讲的，我们目前还是一个依然很落后的国家，不过我们的人均GDP跟美国比很低，那么人均资本存量也很低，我们目前基本上是怎么样？美国的13%左右、日本的也是百份之十二点多左右，但是这个空间还会在涨，当然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人均基本存量很低，但是我们的资本利用率却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是有间断性的问题、有趋势性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上升的这些空间，同时还有改革的空间，比如说改革的空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按照这是世界银行最近所测算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进行服务业的这种大改革，如果进行市场的这种竞争性的改革，以及我们进行复古制度的改革，会对于我们的资源配制效率，这种增长会有强烈的促进作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按照机构的研究，如果我们改革恰当的话，我们PH值从目前的1.几的增长率，提升到我们在90年代的4.几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这不是我们做的研究，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理想性的表现，那么需要改革的这种政治思路和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把前面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为什么？一个是我们未来储蓄率可能还很高，第二个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里面的这种地位没有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劳动力的结构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空间，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落后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在区域上的这种重性的空间里面，改革的空间也很大，那么因此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一个潜在增速就在6%，或者5%，我们认为这种断言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断言是不科学的，当然我们最最后一个我们认为，就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形势也说明，未来的征程在乐观中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性。就像很多人在二季度就讲中国要硬着陆，很多人在2011人就讲中国的房地产2013年就会崩溃了，还有很多比如说讲中国经济2013年可能会爆发大危机，但是都没有，但是现在有语言说2014年会爆发，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断言都是新闻性的热卖，理性的判断就会发现，我们三、四季度经济又出现了一些缓和的绩效，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一系列的数据大家会看到，向上的这些箭头都是指的改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参数都出现了这种改善的迹象，但是这种改善是不是像乐观主义的人所谈到的，我们马上又会重返80年代呢？我们的经济又没问题了呢？那倒没，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原因就是我们明年来讲外部环境的确有所逆转，但是有强劲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到，各种数据和都表明，三季度会逆转，但是怎么样，它的核心原因一个是外部环境的因素，第二个是政策的因素，第三个是一些市场信息的逆转，那么这几个地方能不能持续，我们认为是很难持续，也就是说三季度的反弹并不稳固，原因是一个是激素效应，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说，这种改善还是一个低水平的改善，第三个我们就是说政策性因素依然是近期反弹的核心，那么第四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很重要，但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具有强烈的脆弱性。第五个我们认为怎么样？消费改善不稳定，消费的基础也不明确。特别是我们今年的收入下滑，就是收入增速回落了。那么同时我们还会看到的目前还会发现现行参数也很多是冲突比说国家统计局的现行参数是回落的，但是OECD所统计的中国现行指数却是恶化的，那么人民银行所测算的现行核心体系也是很低的，那么同时又可以看到，各类指数也出现了一系列不一致的一些变化，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一些信息的改善，实际上也不强烈的。比如说很多人现在股市不错，大家认为是三中全会有很多很多大家所想象的改革，那么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这种预期，可能是怎么样？过于乐观了，那么如果改革这种方式与民众的预期不一致，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调整，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调整，危机也开始回落，但是也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事情。

　　那么四季度，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外部改善前期，稳增长政策的惯性以及库存回库等力量的作用下会出现持续回声，但是消费疲软，地方债务的经济与整顿，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下行力量也会逐步发酵，并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冲击。那外部环境的确逐步改善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我们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最近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比较严重，同时日本的问题，虽然表现很好，但是安倍最近马上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起动结构性改革，他是进行增税，同时他的有些参数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货币供应量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新兴市场，但是我们又看到新兴市场下一步的变化有可能会超越其他，那么同时汇率的问题以及欧洲的问题，可能外部环境我们认为是一个改善的趋势，但是短期存在着一些脆弱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投资在前期政策冲击下会改善，但是到底我们房地产市场怎么调、城镇化方案怎么进行我们认为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消费，我们认为在四季度消费可能不会看好，明年一季度消费更不看好，原因就是整顿群众路线，以及国家机关内心的作用下，消费领域在还没有完全消化8项规定的三公等政策冲击的同时，还面临更为严格的政策压力，四季度的价值消费和政治消费可能面临明显的使三季度的消费增长回升出现逆转。那么另外我们还会看到的就是说深层次比的问题是不解决了呢？没有，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我们认为是怎么样呢？改革红利，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真的推动大规模的这种改革、大范围的一些改革，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它在这里面，改革越大、越综合性的改革会在短期产生强烈的拐点行为，使宏观经济出现短期回落，中长期才会释放出改革红利，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四季度末2014年一季度，改革带来短期的创造性效益将陆续展开，宏观经济将面临短期的下行压力，也就是我们的判断说，虽然目前三季度、四季度的弱复苏，打破了很多人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的这样一个预言，使这些预言落空，但是我们明年的这种经济内生动力的寻找，还是不牢顾的，我们脆弱性依然很强烈，短期里面还面临着回落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我们认为就是说，价格这些因素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在这些方面，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因此就是说，不能过度落款看待目前的增长，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第一个不能简单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它的极限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是可以方向性的判断不能够简单的数量性的一些预测，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中国必须要在全世界的这种结构性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全世界的周期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周期性问题，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就是说，从中长期中国考虑到世界的这种变化、考虑到内部结构性因素的这种变化，虽然我们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但是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型的阶段，我们只要有一个良好、正确的改革，和适度的耐心，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直线回落，不会呈现出A2型去不复返的这样一种变化，而是会开启中国的7%-8%的这样一个制高处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需要我们的改革、需要我们的政治政策，同时也需要我们民众的耐心和等待，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感谢刘元春院长的精采演讲，刚才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元春院长说，某些专家的观点只具有新闻性而不具有理性，我个人倒有不同的卷点，新闻性和理性完全可以得到完美的结合，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一场报告会，刘元春教授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速的问题不仅要看结构，更要看周期。不仅要看阶段，更要看趋势。不光要着眼国内，更要从全球的角度审视这样的问题，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度问题应该是可以谨慎乐观，但是会充满复杂的、不确定性再次感谢刘元春教授，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主题演讲的将会是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张燕生，我们先来看一下张燕生先生的介绍。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委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等。今天张燕生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变局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请。

　　张燕生：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刚才刘元春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讲，他的基本观点还是可能与关于中国进入到一个刺高速增长的阶段，那么在我的演讲中间，我可能会谈一下全球的变局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局，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全球的变局，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我们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外部环境来讲呢，实际上来讲也就是说，我们是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从国际发展大势来讲，一个方面，我们正处于刚才刘元春教授也讲到，说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科技革命这么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它有三个驱动，一个是开放驱动，一个是市场化驱动，一个就是创新驱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正处于全球规则、全球秩序、全球格局这么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放任全球化时代、正处于一个金融自由化，但是呢，缺少有效监管的时代，我们也存在着新能源革命、新通讯革命和新运输革命，为全球下一步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的时代。那么我们说在这么一个时代危机究竟改变了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列了五个方面的改变，一个方面我们会发现，危机发生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TPP）和（TPIP）也就是推动两个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BIT）也就是开始推动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开始推动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发现，危机后法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竞争中信，也就是针对国有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角色，正在用新规则来现出国有经济部门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第三个呢，我们发现危机后大国开始推动全球的再平衡的张率，也就是鼓吹中国消费、美国储蓄、中国进口、美国出口、人民币生殖、美元贬值、中国服务、美国制造、中国开放、美国撤资这么一个以再平衡名义来推动欧美为期十年的结构调整。那么第五个我们会发现，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全球的能源资源的格局、将改变全球的贸易投资格局，将改变全球智能格局，因此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和危机前恐怕有很大不同的一个大格局的变化，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那么我们就列了一张表，我们会发现，从199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26.1%，那么我们会发现，200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一个峰值，也就是达到了32%，但是我们会发现，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正在直线下降，那么下降到201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21.6%。那么我们说，为什么2001年美国的GDP达到峰值，然后会直线下降呢？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2001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说2001发生的911，2001年发生了IT泡沫的破灭，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危机后美国要推动，刚才我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变局，也就是包括美国为什么要推动TPP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发言，欧洲的贸易专员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也就是要为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的秩序、国际经济的规则，要重新建章立制。那么也就是这个月，10月10号在美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但是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作者说的美国从担当具有广泛意义的多变规则的担保国，开始转向更趋向于与盟国成立小近门，华盛顿正慢慢的退出，二战后建立的自由秩序，作者认为，这将危及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变化，那么文章讲，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社会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那么作者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损失修的状况，而全球化将分崩离席，那么作者认为，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为什么我把这几段话在这读出来呢？因为我认为，这一段话很好的点出了全球经济变局的实质，也就是全球化正在发生，本质的全球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对中国来讲，确确实实会涉及到我们下一步的国际环境，如何取福避祸。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想讲一讲，当前的新一轮的改革。当前的新一轮的改革也就是引大家格外关注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那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克强总理问，上海领导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要政策的优惠，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是问了我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前三十五年上一轮的改革开放，在区域开放方面，我们是沿着三个方向往前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特区，一个方向是沿着高新区，另外一个方向是沿着保税区。那么这样以来的话，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改革模式是继续沿着过去三十五年区域差距、产业差异和财权实权下沉的模式往前走一小步，还是为探索未来三十五面的新模式往前走一大步？那么往前走一大步也就意味着下一步我们将把前三十五年走的这方面，也解决沿着特区、沿着高新区、沿着保税区先行先试的方向，应当合并，应当考虑全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那么就意味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全域的方向，来探索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标准的开放和更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那么这个新模式从前三十五年的经验看，他一定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它一定是在未来三十五年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是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我问自己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自由贸易区，它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我们叫（FTA），也就是在主权国家或者是单独关税区内全域推动贸易投资，开放这么一种形式，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全域美国推动TPP美国推动TPIP它是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所推动的全域的新一轮的FTA、新一轮的BIT、新一轮的（TISA）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是在实验新一轮的高标准的FTA的模式，我们还是试验，我们叫FPZ那么FTZ，我们前三十五年我们经历了保税区、经历了区港联动、我们经历了出口加工区，我们经历了报税港区、综合保税区，我们总是问自己，这些海关特处监管区往前走一步，应该走向哪？我们说走向自由贸易园区，也就是走向一线放开、二线光柱、区内自由这儿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要问自己究竟上海下一步试点我们是从哪个方向试这样的话就使我回想起深圳，前三十多年深圳作为特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它是怎么做的呢？深圳人第一步做的就是一线房买、二线管住，因为深圳特区第一件事做的是一道关、二道关，我们北京人到深圳要到边防阵，那么这个开放的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通过一线关的放开，让深圳跟香港一体化、让深圳像香港一样的自由，然后二道关管住也就是把内地和香港隔开，那么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前30多年，深圳的改革开放模式成功么？一道关、二道关的改革模式不成功，但是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的模式很成功，为什么？是因为前三十多年深圳履行了国家使命、国家战略，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把世界引入了中国，深圳起到了窗口强梁的作用。因此，我们说新一轮的开放，那么我们上海人是试哪一个呢？或者是不是两条腿走路，两个东西都可以试？如果两个东西都试，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区分两个不同的事物，两个不同的事物如果学起来是，用上海人的话来讲就很容易倒浆糊，那么我问我自己第三个的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沿着前三十多年不断的扩大区域、城乡和老百姓收入差距的方向往前试着还是向相反的方向试？也就是带动整个中国向西开放，带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的发展和开放。

　　第四个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继续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探索上海特色的，我们叫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呢？还是尝试一个能够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接轨，又符合我们当前据理国情和发展阶段，又能够在全域推动的新一轮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新模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广州要试、衡情要试、浅海要试、天津要试、厦门要试、舟山要试、重庆要试，那么我们下一步我们究竟是走哪一种开放的模式？那么从当前的中国的发展来讲，也就是我们下一步有五大城市群，也就是上海为轴的长三角城市群、广深港为轴的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龙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都重庆为龙头的西南城市群，也就是目前发展的比较快的五大城市群，在下一步的发展，很可能出现，也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新增长级，和世界级的领袖城市，那么我们突然会发现，也就是中国经济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五大城市群谁最可能发展成纽约、伦敦级别的，有能力引领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世界领袖城市，谁最可能成为吸引全球人才、全球资源、全球企业云集中国，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发动机，谁最可能成为在中国具备全球价格的决定权、规则的制定权、责任的担当权和内中期的调整能力，那么这个就决定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新三十五年的开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就提出来，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和宁夏内部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如何能够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划境的贸易和生产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供应链，来带动整个西部的开发、开放，来带动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能源、金融、在产业方面的全面合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绝不仅仅是上海未来的故事，应当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的故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想谈一下，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前景，那么确确实实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中国将经历5-8年的痛苦的转型期，那么这个转型期如果我们能够立志转型，那么中国将迎来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如果未来的5-8年我们不能够把握住转型调整和改革，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中国将会上释长期增长潜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过5_8年痛苦的转型期，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产能过剩状况，使我们不得不进入到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期，那么从结构来讲呢，我们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产能过剩，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过去十年，我们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泡沫经济所带动的非理性繁荣，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使中国从过去十年在中方领域、在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那么这个过剩产能导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主要行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到80%，那么第二个我们产能过剩，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工序分工的竞争模式的带动下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外贸产能，那么这个外贸产能呢，也就是当全球需求萎缩，中国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我们出现了我们传统贸易竞争优势的改变，包括产业的对外转移，也包括TPP所带动的我们产生优势产业不得不从现在开始，布局在TPP的国家内，那么这些问题呢也包括新竞争对手，对我们传统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威信，因此也就是我们外贸产能条件的压力明显增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过去五年，我们战略型新兴产业在风能、光伏这些领域所形成的巨大产能，也就是技术不在我们手里、市场不在我们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光伏无论是风能，那么越来越多的产业在国际漩入摩擦和冲突加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也就是中国确确实实我们到了一个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时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成本上升的因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确实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是要增长速度还是要增长的质量和效果，去年中国的GDP是7.7%，中国GDP的增长7.7%究竟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那么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悔改。那么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自己始终困惑的问题，就是去年的GDP我们的增速是7.7%，但是去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66万人，明显高于过去10年，GDP平均增长10.7%所带来的竞争，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十五每年城镇新增就业是930万人，“十一五”城镇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而“十一五”我们的年均GDP的增速是11.2%，因此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速度下滑了，就业却上升了？今年上半年，我们的GDP的增速下降到7.6%，今年上半年我们城镇新增就业是725万人，如果×2，1450万人是过去三十年城镇新增就业最多的，那么答案只能够讲速度下滑了，服务业的就业上去了、中西部的就业上去了，像我们的电商、电子商务一些新产业、新业态的就业上去了，也只能够回答说，速度下滑了、结构转变了、就业增加了，那么大学生就业难，我觉得难首先是难在劳动力的需求观，前三十年我们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主要是农民工，因此要不我们的大学生、孩子们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比农民还低，因此要想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首先要解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真正能够吸纳大学生的白领精力工作的创造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有更直观的问题，现在我们大学生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也包括高中生、也包括大专生，也包括大本生，也就是正规教育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学生他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的就业，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也就是目前企业、产业和整个国家的转型需要技能、需要经验、需要职业教育，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也是我非常同意刘元春教授刚才讲的，它是个结构改革调整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速度下来了，研发强度上去了，也就是去年我们速度下降了7.7%，但是宏观的研发和试验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上升到1.97%，其中的贡献74%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速度下来了，日子难过了、竞争加剧了、企业要想活下来，它开始进行新的概念、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创新。我们说速度下来了，服务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速度下来以后，企业要想生产，要想降低生产成本，比登天都难，那么企业就开始向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开始用服务化的方式来降低他的成本，用外包的方式来降低他的成本，因此我们会发现，现在服务增加只占GDP的比例的开始事显著上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会发现，速度下来了，民生改善了，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GDP是10.7%，人均是9.4%，城市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是8.6%，农村是7%，那么去年我们会发现，速度降到7.7%，城镇人均收入上升到9.6%，农村上升到10.7%，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而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发现，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又重新降到6.5%，那么怎么才能够巩固速度下来了，民生改善这么一个新的趋势呢？也就是我同意刘教授讲的我们要深化改革。那么从目前我们的转型之痛也就是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不管是企业还是大学，还是我们每一个学子，我们都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那么从企业来讲，我们会发现，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的转型困境，是我们下一步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确确实实到了一个新一轮改革开放新三十年这么一个转折区，那么在我们的调研中间，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慢慢的区分出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和旧经济、旧产业、旧模式，这么一个新旧经济、新旧产业、新旧模式的分割。因此呢，也就是不管是大学还是个人，我们都得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旧模式的延续还是新模式的开始？确确实实也就是我们遇到很深的感觉就是中国到了一个转折，那么这个转折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新需求结构正在形成，也就是前三十多年，我们是在温饱都没解决的情况下开始起步，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解决温饱，而且我们正在全面建成小康，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的消费转型正在从前二十年，重点是解决吃穿。过去十年，重点是解决住行。和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重点的开始步入也就是我们讲的消费的多元化和更加的讲究生活品质，这么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中产阶收入人群，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来讲，也就是我们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出现快速的倍增，按照他的研究，我们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倍增到6.3亿人，也就是有6.3亿人都要渴望购买好的产品、好的服务按、好的创意，而不像我们过去三多年，我们只买便宜，那么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什么样的需求结构就什么样的供给，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转变，我们国家将出现的新需求结构将会为全球跨国公司带来新机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国家要转变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政策，加快推动供给转型升级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需要改革，改变我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我们需要规范我们的市场秩序、我们需要推动我们结构性的减税、我们需要我们规范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我们要促进产学研的联合研发、我们要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并且我们要加快推动绿色的转型，那么在这情况下，中国才能够真正进入一个高收入大国、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法制大国、和一个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国，也就是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在座的年轻学子，很像我当年我们再次站在了1978年一个新的起点上，所以说我们也祝福大家，能够看到这么一个时期的到来，谢谢！

　　主持人：好，感谢张燕生教授的精采演讲，中国还将面临5-8年的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转型成功完成的话，中国将会迎来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再次感谢张燕生教授精采的观点，谢谢您。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聆听了两位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自己的观点，元春教授更多的在关注趋势，张燕生教授更多的在关注战略，那下面的时间将会是我们全场、我们大家一起的时间，将会进入互动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4位在台上参与我们互动的嘉宾，我们有请元春教授、有请张燕生，同样我们有请两位本场的媒体观察员，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杨中旭先生，有请经济之声的观察员丁玲娜，有请四位。好，我们听台上的嘉宾说太多了那下面我建议我们先听一下台下各位观众、各位同学们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

　　听众：我们国家进年初开始实施新的标准，也是以这样一个效益，但是这个效益就目前来看，大家认为的确是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对带来一定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也就是，美国银行会从它的全球的投资战略会有一定的回收，那么比如说这几年里面，我们会看到，美国银行甩卖了建行的股份以及今年甩卖分行的战略投资股份这些，那么都体现出美国在它一系列股权投资上面，出现了一些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来讲，一方面是巴塞尔这个协议的实施，第二个是美国新监管法案的实施，当然这是三个，目前整个新一轮机构对于退出所带来的市场还有前期的一种调整，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明年整个基本市场的影响来讲，可能关注点更多的是在退出，那么对于美国巴塞尔的实施来讲，就是从经验来看，目前来讲，比如说像中国严格实施这个协议基本上没有感觉到，当然还有下一个就是下一个政策是欧洲这一块，银行业监管的统计和统一标准的调整，那么这个可能我们想，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叠加的效应在里面，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我们认为如果从经验来看，巴塞尔以及院内最早巴塞尔协定的实施对于外汇市场上的政策来讲还是比较缓慢的、轻微的，但是今年所看到的，所带来整体资本市场的流动格局的变化和外汇格局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印度货币接近30%，印度尼西亚是20%，这些就是整个新兴经济体平均是20%-30%的样子，我们认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就是想把这三个放到一块来考虑可能会更全面一些，我就讲这些。

　　主持人：我们也想听一下两位媒体评论员的问题和你们的观点，我们请一下杨中旭先生，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发言，有什么特别想跟他们两位交流的么？

　　杨中旭：是这样，今天应该说我非常同意张燕生教授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些政策，那么速度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成绩下去了，美联储提升货币政策的时候，是看两个观点的存在，一个是失业率，一个是CPI，这个都和民生的指标，这个是最关键的民生的指标，它并不特别的关注这个GDP的增值，那么但是我有一定的疑问对教授的报告有一定的疑问，我希望能够得到解答，是表由于管但是不是特别的关注，GDP的番薯，但是我有一个张燕生受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人口结构，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2011年的时候我记得是绝对的这个2012年绝对的劳动力出现了下降，那么它的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数字是15岁大64岁，如果我们算60岁作为一个坎的话，我看到一个数据，大概是从7、8个人养一个老人，到2030年如果我们的生育政策不变的话，那么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这样的话负担太重，经济是很难再起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滋生政策长期以来，迟迟没有根本性的变动，那么这个是不是影响到，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增速，那么这个是不是影响我们长期的一个潜在增速的根本原因呢？另外一个问题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统计的发达经济都在进行修改，那么我们关心一下我们修改的过程，经过长达5年时间的修改，他的企业基本上恢复一个活力，但是我们的企业的覆盖率，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覆盖率可能达到GDP110%，覆盖率非常非常之高，并且企业的增产覆盖率这五年变的非常的快，这样的话会不会希望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速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很明显，也就是说，实际上也许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我们一些改革的措施，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无论是采取体制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土地方面的改革等等这方面的，国企方面的改革都还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生活供给面的，生活红利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的开始，那么是不是在这几个因素的叠加下，形成我们的这样自搞性的增长的结论是不是值得商榷呢？也许增速增长的更合适？

　　刘元春：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存量的，当然人口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参数，叫人力制度那么所以说这些年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以往我们对于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的关注，就会发现就是说来总结过去的这一个全世界的增长，发现这个规律不像传统，特别是像无电时期马上明显，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修整呢，原因就是说大家发现人力资本的这一个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是决定未来增长更核心的问题，目前对于中国人口的拐点性的变化，可能总量和结构这都是有问题的，说这个趋势性，大家都能够达成一致性的认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刚才我讲的一个在解释近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里面，人口的决定量总量的解释性越来越差，那么就是，人力资本是核心，那么从中国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在过去几千年，虽然教育存在问题及但是人力资本的制度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么我们为什么在世界制造的工厂没有在印度出现？而在中国出现了呢？不是因为简单的说中国人多，就在中国出现，那么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们研究的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我们考虑到人口的这种教育结构和人力资源未来积累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从人口简单的把它等价为一种增速，这是我回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讲杠杆率和债务率这个问题来讲，第一个中国的杠杆率并不高，这是可以，第二个虽然这些年增速很高，但是决定值还并不是很高，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这种短期的债务率和金融的问题的却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点，特别是这几年，我们金融改革肯定是一个核心推出的东西，台税体制改革也是核心要推出的东西，那么他重点就是要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年里我们增速下滑跟这个事是有关，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它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短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在5-3年能够解决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比如说在200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第这一个金融的问题，我们当时的银行，按照我们试航的公布是30%几，政府的这种覆盖率，按照当时来讲是20%多的是严重的问题，地方政府，然后企业的这个债务的这种恶化，比现在可能，根本就没见过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在2001年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通过2002年-2005年的各方面的进改革，实际上我们得到了逐步的改善，那么我们所看到目前的指标，银行的指标，以及我们核心企业的这种资产覆盖的这种状况，那么目前来说，如果说这些数据没有做假的嫌疑的话，那么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能够来影响我们对于未来这种中长期的看法，我觉得他可能不成立，但是我刚才也讲了，中长期的判断只是我们对最基本链的一个基本分析，但是基本连这些要素如何组合？要取决于我们的质度，取决于我们短期的这种结构性的态度的方案，以及我们应对这些周期性因素，和诱发了这些因素的政治的定律，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刚才张老师也谈到过，应对的好，我们还可能再现三十年的辉煌，当然应对的不好，那么我们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现情，那些现象等等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讲的第一个要考验我们的改革的智慧，政治的有情，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还要有一定的耐心。

　　主持人：好，在我们报告会进行的同时，也有很多微博的网友在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提问，有一位实名威武这位微博的网友提问了一个问题，想请教张燕生教授，经济增速和我们的转型升级是否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燕生：实际上我们过刚才讲大的过去十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么中国经济GDP的增长速度是10.7，那么过去的GDP增长10.7，由几个因素在，一个因素是美国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美国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2002年-2008年，把全球的GDP从90年代的3.5，既拉高到4.5，拉高了一个百分点，也就是我们突然会发现，过去十年的繁荣，有一定含义上的全球非物质性的繁荣，带来的泡沫繁荣一体化，这是第一个。那么过去十年呢，我们说繁荣的第二个因素就是WTO的效益，WTO的效益是什么效益呢？其中包括2001年IT泡沫破灭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那么2001年由于IT泡沫破灭，全球的国际资本投资，下降了53%，全球投资者下破了胆，而且下降的跌势一直持续到2004年，但是2001年以后全球投资中国一直不限，那么投资中国做什么呢？有相当一部分到中国来是成本驱动，拿你的农民工，拿你的土地，拿你低标准的环境，加工组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没有事先没有想到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国的消费升级，也就是说中国从吃穿转变到住行，要买车，要买方，要买手机，这三个因素加起来，我们过去的十年，很大程度我们的增长，我们的产能和我们很多的表现，是包括了这三个因素的，包括了泡沫因素，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过去十年，我们不把他变成一个增长的环境，如果过去十年，我们能够坚持2002年入市以后承诺改革处，开放处改革、开放处发展，理智我们的改革和调整，包括我们公民收入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包括这个从前的广告创新驱动等等，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们的GDP可能会下降，从10.7下降到8.7，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我们过去十年的增长不是10.7，而是8.7，但是我们未来三十年的长期增长潜力就可能像刘元春教授讲的保持8%，没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追求了，仍然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速度，10.7，那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三十年和我们未来的五年，按照元春教授讲的7%-8%，能不能保住很难讲，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刚才的问题是究竟是速度和调整，速度和改革，有没有内在关系，我的回答是调整期是肯定有的，短期的稳定增长中期的结构调整，长期的体制改革对中国这样正处于转型中和起飞中的国家，我认为中长期的调整和改革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好，感谢张燕生教授，我们不能孤立的把增长和调整作为一个二元化的鱼和熊掌，或者可能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现在少吃两口鱼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一条更大的鱼和熊掌，好，下面的时间交给现场的朋友们。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好，这位同学。

　　学生1：谢谢，两位老师好，一个是咱们中国的政府下一步都是改革，关于经济、和政治的，逻辑顺序是先还是后。还是同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改革过程中，有利益集团来阻拦怎么去面对，好，谢谢。

　　主持人：好，我们时间的关系，重点回答第二个问题，怎么面对现有的一些利益集团？

　　刘元春：咱们是政府官员不便回答这个问题，我来简单说一下，我记得我在经济学院第三季度的报告会上的主题就是要想改革必须打击利益集团，所以这个题目来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学术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法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遵循于一种经济权益，这个套的权益，和政治权益，也就是说这种利益结构，权利结构决定了法权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不进行利益集团的这种重构，进行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权利的这种关系的重构，贸然的进行法权关系上的一些改革和调整，那么这些发权关系的调整是会流入形势的，所以说我们回顾过去，我们有没有顶尖涉及，我们有，我们有没有大量的一些改革，我们也有，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很多是上厉下不行，我们很多的一些改革都流于形势，比如说我们的两个36条归公原因，都被脱离我们的常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权利体系没变，利益关系没变化，利益集团没得到调整，所以说我们讲的在目前这种格局下面，那么我们的执政党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励志整顿行政板块的重化和重构，来强烈的打击传统的这种利益结构，通过传统利益集团这种权利的这种削弱，和力量的削弱来推扶持新兴的利益集团和新兴的集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来推行我们大幅度的改革，那么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会有他的支持的力量，有他的实施者、推行者而不完全是一些反对者，所以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一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历朝历代，要出现这种中心现象，励志改革，行政规划重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所以就简单说这些。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有请我同事经济之声观察员，丁玲娜，看看她有什么问题。

　　丁玲娜：刚才两位专家包括我们的观察员都提到了改革这字，然后说一个具体的领域，我看到一个观点，想请教两位专家，就是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还是还是在三架马车当中，是投资会担任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不知道您是不是同一这样的观点？那么具体说到投资，我们怎样用改革来焕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张燕生：按照增长模型来讲，毫无疑问，要想把蛋糕做的更大，投资也就是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资本形成，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业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确实平衡也很重要，生产东西谁买呢，要老百姓，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实际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有什么优势呢？我们中国老百姓特别好，他把每一个铜板都节约下来，节约下来储蓄起来，储蓄起来呢，也就是我们下一步需要一个好的，把老百姓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能够投资，通过一段好的金融体系，好的资本市场，好的制度、市场能够投到更高效率的地方去，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也就是过去10年我们重要工业发展资本信息是比较高的，资本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下一步也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本的能不能更高效率，我们的物资资本能不能更高的效率，我们的社会资本能不能更高的效率，这些东西要靠什么呢，首先要靠市场的机制，让竞争的压力使大家更高的引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确实实需要调动，老百姓要好日子要创业、创意、创造，那么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投资，核心的问题还是投资的指标。这句话我想解释一句，三驾马车也就是说我老觉得这个头怎么看出头的经济的贡献，我们这也有一些教授对这方面有很好的研究，我们有一三种方式衡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今天的方式衡量，用进出口衡量，我们会发现，效率不好，为什么说效率不好呢？我们的手机是华为，假设他是苹果，你会发现中国制造、中国出口他的附加值中间，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还有一种是所有权，用所有权来统计出口的贡献，美国人是不高兴的，因为美国人现在说，我有太多的逆差，如果用所有权来衡量，美国有太多的逆差，第三种就是增加值衡量，也就是说，这个每出口一个单位的苹果的手机究竟对中国的贡献是多少，如果用增加值统计，可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低于今天的荣光经济学告诉我们用进出口的贡献，所以这样一来，你发现中国难道真是像大家说的那么依赖外需吗？

　　主持人：好，谢谢张燕生先生，下面还有哪位观众和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

　　学生2：各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和转型与法制的关系，我们知道目前经济增长是处于一个波动变化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发展似乎不完全遵守固有的经济规律，那一系列的波动及不确定性让我们缺乏理性的预期，既然缺乏理性的预期，那么这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关法律无法进行归置的，难免会有一些与现行法律相背的事情，我们知道法律可以为经济发展助力，但有时又难以适应其快速的发展变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济领域中，法制的体现在哪里？法制怎样才能更好的助力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我想听听各位经济学家的意见。

　　主持人：这位同学你是学法律的吗？

　　学生2：是的，我是法学院的。

　　主持人：好，也感谢法学院的学生来旁听我们经济界的报告会，两位专家哪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刘元春：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市场经济首先就是法制经济，法律或者说一种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和产权的这种明细是资源配置的一个前提，如果我们这种产权不明晰，第三方监督释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交易，我们的资源配置就失去了他的方向，失去了他的准期，那么资源就会错配，就会有风险，这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种常识性的问题。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是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培育市场主体、理顺价格关系来培育我们的市场经济，那么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到今天我们就会发现，培育者自身往往成为什么，拔苗助长，成为催苗者，成为扰乱市场的人，就是说他有一种二层被动，我们经常讲的国家这一个位置，他具有暴利潜力，他一方面可能为大家服务是另外一反应他有可能掠夺大家，那么因此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就是法制最核心的就是约束，政府的权利，所以我们未来的时代，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重构政府的边界来塑造市场，通过政府权利的约束，使他们遵守法制，就是说不仅仅是它要帮助法律，更重要的是要遵守法律，按照我们现在通俗的观点就是要把权利放开，要遵守我们的宪法等等这些，那么我们讲的最宽泛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政府要通过自身的改革，自身的重新定位，给予市场更宽阔的空间，给予市场运行更明确的这种边界和利益界限，而不是自己成为市场运行的一个主体之一，所以从这一块，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政审批权利的这种下放，简单的打击腐坏，或者说简单的进行一些个案的严重惩处而是说一些系统性的结构，好我就回答这些。

　　主持人：好，谢谢，现场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同学2：有人说中国的快步崛起是得益于以美国为主他们主导的建立的全球化的秩序，这个立业其实是很多，比如说刚才刘元春老师说的外贸所创的GDP占我们GDP总量的60%以上，然后现在美国也正在构造GDP和TTIP，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有能力破坏他为主创造的全球化秩序，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他应该如何应对，他是应该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还是和美国一样去构造一个小团体，我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张燕生：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们看看经济史，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济史的故事是一样的，两个历史，历史他经常会传递，我们说第一次全球化是什么时候呢？是1870年到1963年，那么第一次全球化是谁推动的呢？是英国推动的，英国为什么要推动第一次全球化呢？是英国相信他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他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惨烈，他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可以做日部落大帝国，因此从1870年开始，英国在全球推自由贸易，在全球国际推国际金融，开始在全球推放，最后在这个时期，英国得到了好处了吗？没有，英国成了最大输淑家，谁胜了呢？美国胜了，为什么英国推动全球化，英国推动自由贸易，美国人胜了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在这个时期，刚才元春也介绍了，也就是当第二次产业革命到来的时候，英国忙于海外扩张，忙于打鸦片战争，最后完全忽视对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和技术投资，然后英国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想得全球化最大的红利，他却在这个时期，由胜而摔，那么这个时候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呢之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美国充分把握第二次资产产业革命的技术，因此你刚才问的问题也蛮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这一轮全球化是谁推动的呢，美国推动的，因为美国相信他有全球的军事和政治和精细的霸权，有金融和货币的特权，因此全球化一定，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但是我最后现在一盘点，这场危机美国人发现，怎么美国陷入危机十年才能怕爬起来，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呢？最后美国讲，那一定是我推动的全球化失控，没有在我的控制之中，因此中国才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因此TPP美国是要重新用TPP的方式，重新建章立制的方式来实现全球化控制，然后重新希望赢得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化，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中国也像美国搞小集团，跟志同道合国家搞开放，而对全球其他国家搞封闭、搞排它，那么中国还是中国吗？这5000年文明，难道给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东西吗？我相信中国人绝不会，中国人还会高举全球化大旗，还会高举全球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会照顾穷国、穷人、穷地区，这样有可能是第二国的GDP的驳议，中国不但没有被称为最大的输家，他可能第二次像WTO那样会成为赢家，因此我们需要大智慧，美国人的做法是不好的。因为哥们今后会有矛盾，今后的冲突会有，我个人觉得中国人这些问题还是从长远角度来想。

　　主持人：好，谢谢张燕生教授，抓紧时间问一个我个人想问的问题，请问一下刘元春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刚才两位我觉得整体还是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比较悲观的说法，比如很重要的一个集中点会在风险上，就是因为增速减缓所导致特别是金融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有大量的地方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很规范的这种融资的行为，还有大量的这种虚拟化、泡沫化的这种资本在里面，如果我们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忽视这些问题，可以用速度把他们带动，而增速降下来之后，就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包括一些违约，所以很多人也就此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之后将面临非常非常大的风险，甚至有很多不可逆的一些结局等等，元春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元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快速降速之后，能够转轨，还是说适度降速之后能转轨，还是说保持高速能转轨，这是几个策略，那么我想第一个高速转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高速的这样一个基础。第二个快速主动降速，像很多人讲的我们的经济降到4%-5%，那么我们转轨就可能会成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区，那么这些误区就是说，第一个如果GDP增速在4%、5%的话我们企业的盈利到底在什么区间，这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的那么我们如果从过去的一些历史来看，以及中国的结构来看，可能中国的亏损面会达到3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银行的贷款账可能会马上就会上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些债务的问题变小，当然也有人会讲我们马上把房地产价格降下来，降个40%、50%，那么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怎么样？70%有房子的人这一下心里面很郁闷了，想买房子的人是10%，有房的人70%，这里面的反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大家可以想像，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反响方式是什么？就是地方政府再也卖不出土地来了，那么地方政府可能就像美国政府要关门了，要破产了，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本来可能在利用时间，利用未来的发展，能够逐步环节我们的债务问题，突然一下我们就拿着一个钢针，对准我们这些泡沫和这些问题，猛刺，伤口也暴露了，最后发现，还感染、脓化了，全身都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个就是说，快速的降速来进行转轨的方案是不对的，那么因此我们一定位的一个方案就是适度降速进行转轨，这里面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中国经济好像一个环形弧道上面的一个高速形势的车轮，我们现在说要编变一个转的场地，有人就讲了，你要变场地，你应该降速才能变场地，结果把这个速度降的很厉害，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跑道上面的车轮，当独轮车，最后速度降到一定程度，不是说它去转轨了，而是它啪的一下跌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还要一定的速度，当然这个速度是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试触，而不是信念的来认定哪个速度是适中的。比如说我们原来认为可能7.5%不好，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发现7.5%也还不错，刚才张老师已经谈到我们的这个CPI二点几，我们新增就业725万，也不错，我们通过不不断的实验可能发现7.5%-7%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那么当然，我们是不是主观的说，你应该把他降到5%，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有一些科学的推算和一些逻辑的认识。

　　主持人：好，感谢元春教授，应该说中国的经济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率的速度，当然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良性发展的格局和有持续发展的潜力，正像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所说过，我不必为中国经济数据所担心，我们更应该着眼于长远，那么面对中国这个大国经济的增长，在探讨速度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战略性的全局观，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报告会就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刘元春院长，感谢张燕生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采观点，同时也预告一下，明天下午14：00，我们《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的第三场仍然在中国人民大学来举行，地点是在逸夫楼2楼举行，第三场主题价格谈物价涨到何时休，也欢迎广大听众，还有网友，从经济之声频率、央广网、新浪网等等各个渠道来继续收听收看和关注，期待再次相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