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阿姨在音乐工作坊现场。本报记者 董天晔 摄

“张又兰，下来唱歌！”

在宝山区大场镇的一幢三层带小院的农民房里，传来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三名五十岁上下的苗族女人梁苗讲、唐爱欣、张腰往，挤在一楼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间，唱起苗歌飞歌《春之歌》。

包好头巾的张又兰从楼上下来，钻进屋子，找一张小凳子坐下，融入歌声里。

这些苗族阿姨都来自贵州黔东南凯里市凯棠镇。她们靠老乡“一带一”来到上海做保洁阿姨。杨梅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一个商场上班。公司要她办健康证，她一早出门，但因为不识字，总是迷路。“在家乡，我所有的山都认得，但在上海容易走丢，不敢出门。”杨梅说。兜兜转转，健康证没办成，杨梅匆匆赶回来，额头上都是汗。

这一天，对杨梅来说，有一件比健康证更重要的事——她们五个姐妹要在淮海中路办一场音乐工作坊，把故乡的歌唱给异乡人听。

高楼大厦间，何处放歌

“有酒必有人，有人必有歌。”这是苗族人的规矩。他们祖祖辈辈以苗歌讲述生活，男男女女以唱歌为乐。谈恋爱的时候唱情歌，结婚后唱酒歌，人到中年了，就聚在一起唱相约歌。

可来上海后，高楼大厦间，这群天天都要唱歌的苗族阿姨生活有了变化。她们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少有闲暇。有时，为了能一起唱歌，她们晚上9点下班后，相约在地铁站碰头，下地铁后一路唱着苗歌回家。

在院子里给阿姨们化妆的是她们的朋友“小熊”——今年27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博士生熊曼谕。2019年，熊曼谕在M50创意园认识了梁苗讲，在苏州河边，她看着梁苗讲打开手机里的“全民K歌”软件，唱起一首飞歌：“我的这一生，像水一样流，一直漂啊漂，白活了一生。”

熊曼谕被这歌声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听到人唱‘飞歌’，高亢如呼喊一般。那个时刻，我仿佛听不到汽车的轰鸣、嘈杂的雨滴，只有她高亢澄亮的歌声。”

歌声里的纽带

化好妆，阿姨们出发去淮海中路。一路上，张腰往总在问，这是哪儿？来上海好几年了，张腰往每天都是出租屋和公司两点一线。说起上海，她总提东方明珠，但从没登上去过。

目的地到了，是淮海中路的一个共享办公空间PaperShanghai。阿姨们从行李箱里拿出珍藏的红色节日盛装，衣服上复杂的纹样是她们自己绣的，一年才能绣出一件。头上和身上层层叠叠的贵重银饰，用塑料布和纸里三层外三层包着。

5首歌里，有3首是杨梅自己编的歌词，她是村寨里远近闻名的编歌好手。有一次，杨梅的小女儿就要生产了。考虑到请假怕丢工作，而且从上海往返一趟凯棠至少要4天，来回车票也是一笔开销，犹豫再三后，她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但她编了一首《生小孩满月歌》，连同一个2000元的红包发给女儿。“你看村里的景色，竹子知道什么时候从地里生长出来，鱼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你的小孩到了时间自然就会出生……”

歌如同一根纽带，把这些苗族阿姨和她们的故乡、亲人、朋友联系在一起，也与上海联系在一起。

音乐工作坊上，大家给杨梅过了54岁生日，在场所有人为她唱起生日歌。杨梅笑得很开心，她说自己在家乡也从没庆贺过生日，在上海却有这么多人给她过生日。“上海好啊，上海有钱赚，还有这么多人听我们唱苗歌。”

歌就是存在的家

从2019年至今，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义工团队的帮助下，这群苗族阿姨已在上海举行4次音乐工作坊。阿姨们在工作坊现场教观众用苗语唱起了《春之歌》。熊曼谕先教大家学苗语发音，阿姨们再教大家曲调。两三遍之后，全场合唱了起来。

“没有歌唱的生活是野蛮的。”熊曼谕的导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萧梅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于苗族阿姨来讲，歌就是存在的家。她们的人生如水一样漂泊，在大城市挣钱，挣钱回去盖房子，给孩子读书。但对她们来说，有歌就有家，就可以安放自己。”

工作坊结束，雨也停了，没唱够的阿姨们，又唱起一首酒歌，欢送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