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回民族的发展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向前推进，回回民族形成后，不久便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回回民族的发展，大约始于16世纪以后，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人口大幅度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比从前表现得更加明显。

　　回回民族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汉、维、蒙等各族成分，促使其人口数在16世纪后期有了明显增长。在甘肃、云南等回回人重要聚居区内，不仅原有的回回村屯人口较之从前更加密集，而且还出现许多新的回回村屯。例如在河西肃州、陇右的狄道、河州、巩昌、陇南徽城、盐道、莲花、张家川，陇东的平（凉）固（原）以及西宁、灵州和金城（兰州）等地，就相继涌现出许多拥有万户以上的居民点，井逐步将聚居区扩展至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和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等地，几及甘肃全境。《河湟诸役纪要》云：“迄明末清初，西起瓜（今甘肃省敦煌）、沙（今甘肃省安西一带），东至环庆（今甘肃省庆阳）、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及东甘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在云南，则由昆明：大理、保山、腾越一带，扩充至楚雄、巍山、开远、蒙自、曲溪、嵩明、寻甸、沾益、曲靖等地。云南《蒙化志槁》：“回族，其先阿刺伯人。元初从世祖取云南，遂占籍。及明洪武中，傅友德、沐英平蒙化，随征而来者留屯田。厥后历年既久，种族蕃盛。”

　　17世纪以后，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人口发展虽一度受到影响，但截至19世纪中叶，大体上仍处于上升阶段。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陕甘总督张广泅在叙及甘肃回族情况时说：“甘省回民尤繁，河州聚处尤众。”①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也指出：“查陕省所属地方，回回居住者较他省尤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②清同治以前，宁夏灵州一带，有回民村屯400余处，固原城区回回人居半数以上；陕西渭河两岸，甘肃自天水、秦安、通渭、临洮、临夏、张掖、酒泉，以至青海西宁、大通等地，到处尽是回回庄、回回屯。在云南，自18世纪中叶后，又将居住点扩展至昭通、会泽诸地。北京、南京、天津、沧州、通州、武昌等城市，也有大量回民苔革，并在运河两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聚居区。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各地还普遍建立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建置，大大增进了回回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却又为教坊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门宦制度的形成

　　回回人在进入中国时，原就包含着不同阶层的成员。大多数的回回士兵、军匠、工匠，他们都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而在元朝政府中享有高官厚禄的各级官吏以及富商们，则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但因其时还没有形成民族，故它仍然不能构成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别。随着封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回回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以及回回士兵和工匠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转化，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加强，并逐步出现地主与佃农、富商和奴仆的分别。因地主阶级和富商，大都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广大回回农民则很少、甚至没有土地，于是，地主富豪们便凭借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逐步操纵教权，或与宗教上层相结合，发展成为清真寺的“学董”和“乡老”①。有的甚至自己出资建寺，希望世代把持“学董”职位。清真寺组织的演变和权力的转移，结果导致了“门宦制度”的产生。

　　“门宦”两字，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它不是门宦家们的自称，而是他称。最早见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三月河州知州杨增新的《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它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与中国封建地主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教主兼地主的特殊制度。其特点是神化和崇拜教主，鼓吹教主是引领教徒进入天堂的人，促使教下绝对服从；信仰拱北，即在教主坟地建立亭屋，号召教下上坟念经，加以崇拜；教主只能以始传者的子孙世袭，别人无权继承；门宦管辖清真寺，各清真寺的教长，由教主委任和管辖，教主与教长之间，属于隶属关系。各门宦之间彼此不相统属，互相排斥。②是更集中更扩大的教坊，是以农业为主协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高度集中的教主神权，也是回回民族内部阶级进一步分化的具体体现。

　　门宦制度主要流行于甘、青等地，它是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在民族内部产生了强烈影响，不仅强化了广大回回劳动人民对封建地主和门宦教主的依附，同时也加剧了各教派之间的纷争。

　　（三）宗教文化的兴起

　　在回回民族形成初期，伊斯兰教虽然是广大回回人民的共同信仰，但由于各地回回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也没有产生共同语言，故当时既没有经堂教育，也从未有人将伊斯兰教经义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弘扬。可是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上述情况却有了明显改变，不仅在各地纷纷建立经堂教育，籍以继续培养宗教职业者，而且相继出现穆斯林学者，将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伊斯兰教经典予以汉译印行，有的甚至利用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诠释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穆斯林文化，它是伊斯兰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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