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湿疫”“湿毒疫”“湿热疫”“浊毒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对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分析屡见报端,也因此引起不少百姓的困惑:为什么同一种疾病,中医专家的说法不尽统一,即使同一位专家,其前后的说法也有不同。

针对民众关心的话题,《中国中医药报》记者专访了曾赴湖北武汉、吉林长春、河南安阳和郑州一线抗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

新发疫病给中医认知带来挑战

新冠肺炎具有广泛性、变异性、隐匿性、复杂性等特点,给中医认识和治疗新冠肺炎带来了诸多挑战。

记者:从中医角度如何认识新冠肺炎?

仝小林: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清代《时病论》也载:“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

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时病主要与“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异常的气候变化现象)有关,是一类“因四时不正之气”引起的季节性疾病,如伤风、风寒、风热、中暑、暑泻、秋燥、冬温等。而疫病与时病不同,疫病因感染“异气”(也称“戾气”)所致,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黄帝内经》中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可见古人对于疫病的特点早有认识。

新冠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染病,因此当属疫病。

古人把疫病与季节性关联强的,叫做时疫。而新冠肺炎一年四季皆发,显然与时疫不同。

“时疫”的季节性很强,与“六淫”有密切关系,而新冠肺炎却是一年四季皆在流行。并且“六淫”也不是新冠肺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有些密接、次密接人群,由于没有单独的隔离房间,和无症状感染者处在同一房间而感染,这说明疫病的发生与“六淫”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新冠肺炎是“疫”,但又区别于“时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这样我们就搞清了新冠肺炎的基本属性。

记者:您先后到过湖北、吉林、河南等多地抗疫,在您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往发生的传染病相比有什么特点?对比以往发生的传染病,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新冠肺炎吗?

仝小林:通过两年多的抗疫实践,目前看来,我认为新冠肺炎具有广泛性、变异性、隐匿性、复杂性等特点,这些新出现的疫病特征在既往的大规模传染病中是没有的,也给我们中医认识和治疗新冠肺炎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是广泛性。新冠肺炎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波及了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都传播得更快、更广。纵观全球及我国的疫病史,从来没有哪一次瘟疫的传播有如此的广泛性。这就要求我们中医在看待这次疫情时,必须是全球视野、全方位关照,要从中医药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的特点,找出差异,总结世界各地中医抗疫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实事求是地从中医角度为新冠肺炎定论。

二是隐匿性。新冠肺炎传播有极强的隐匿性,无症状感染者占比较高,这给中医提出了新的课题:没有症状,这样的感染者怎么防、怎么治?在大范围集中暴发时,如何迅速判清疫病的发展主线,如何抓住核心病机,制定适合广大人群的综合防治方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三是变异性。从我在三省九市诊治过的新冠肺炎患者来看,阿尔法、德尔塔、奥密克戎感染人群的临床表现有同亦有异。与2020年武汉病人的寒湿俱显相比,2021年吉林通化和长春的病人则寒多湿少,2022年河南的奥密克戎患者则化热化燥较多、较快,胃肠道症状少。这些差异的出现,除了发病地域不同、发病人群不同外,病毒毒株的变异亦是重要因素。

四是复杂性。与主要发生在冬春的流行性出血热(黑线姬鼠传播)和主要发生在夏秋的乙型脑炎和疟疾(蚊虫传播)相比(主要是因为病原体或传播媒介的活跃程度受气候影响较大),新冠肺炎的流行在地域上遍布全球、在季节上横贯四季。与SARS(非典)、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发病急、热度高、传变快相比,新冠肺炎的起病相对较缓,无热、低热患者较多,高热患者较少,传变较慢,累及的脏器较多。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毒的毒力渐低、传染性渐强。

对于新冠肺炎的中医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次经验的总结,必然会不断深化、更加全面。由于发病地域、发病季节,以及感染毒株的不同,患者表现出了不同的证候,进而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正常表现。待整个疫情结束之后才能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还不是下最终结论的时候。

四个要素判定疫病病性

辨别疫病的寒温属性,对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确定尤为关键。

记者:新冠肺炎定性为“疫”,学界已达成共识,在武汉您提出将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为其进一步定性,当时,您是如何辨别新冠肺炎的寒温属性的?这个属性在后来病毒变异的情况下有改变吗?

仝小林:总结两年多的抗疫实践,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也即“戾嗜”。既然“戾气”(现代可称之为病原微生物)是疫病的病因,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那么“戾气”就具有不同的最佳生存条件(温度、湿度等)。我们把“戾气”对环境的亲嗜性称为“戾嗜”。当外环境的温度、湿度与“戾嗜”相吻合时,就会表现出高活性、高传染性、高流行性。反之,“戾气”将处于不活跃状态。例如,乙脑病毒在蚊体内繁殖复制的适宜温度在20℃以上,25℃左右的温度最适合疟原虫在蚊体内繁殖,所以乙脑和疟疾主要发于夏秋季,表现为温疫或湿瘟。再如携带汉坦病毒的野鼠,其在寒冷的季节就会聚于室内,而将病毒传染于人,故流行性出血热常高发于冬春季,表现为寒疫。张仲景所记载的伤寒,从其发病的季节及传变规律看,与流行性出血热很相似。因此,“戾嗜”对于我们判断疫病的寒温属性,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四个要素来判定疫病的病性,即临床表现、“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气候变化现象)或“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异常的气候变化现象)、内环境(禀赋、体质等)、戾嗜,我将其称为“四维定性”。“戾嗜”是病原微生物所嗜好的气候环境,其在疫病寒温属性的判定上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六气”或“六淫”对疫病寒温属性的判断是一个辅助条件;内环境决定疫病感染后的寒热从化方向;而临床表现则是诸因素综合展现的结果,是辨证论治的抓手。四者合参,四维定性,对疫病寒温主线的把握就会更加自信。也正是因为抓住了新冠肺炎的“寒湿”属性和演变规律,我们才敢于在到达武汉后率先采用万人一方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来控制疫情传播。

2020年1月武汉疫情暴发之时,正值冬季,南方以湿冷环境为主,而新冠病毒之“戾嗜”亦为低温(9℃左右),故此期新冠患者的“寒湿”征象非常明显。2021年1月、2022年1月我分别在吉林长春、通化和河南郑州、安阳诊治了感染“阿尔法”“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患者,我认为虽然病毒毒株不同,患者证候表现亦有不同,但依然可以在发病初起看到“寒湿”这个基本特点。比如很多患者舌苔虽淡黄厚腻但舌体并不红或暗红,虽有发热但热度不高,这符合寒湿郁闭化热、化燥的特点。另外,这个特点似乎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区和特定季节。因为我在不同季节诊治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新冠肺炎病人,比如丹麦、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泰国、伊朗等世界多地的患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发病于不同的季节,感染不同的变异毒株,但我发现只要紧紧抓住“寒湿”这条主线,再针对化热、化燥等变化,在寒湿疫方基础上加以化裁,都取得了显著疗效;清肺排毒汤在治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变异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时,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种疗效就是对新冠肺炎“寒湿”属性的有力证据。“寒湿疫”的传变,由于体质和禀赋的不同,可以有寒化和热化两种倾向,从而导致临床证候出现了差异。一项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环境科学学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这项基于190个国家的探究气象因素和COVID-19(新冠肺炎)发病率的观察性研究显示:COVID-19的发病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这表明,COVID-19的传播在夏季可能会放缓,但在冬季可能会增加,这与中医的判断是吻合的。

记者:辨别寒温病性对于新发疫病有何意义?

仝小林:辨别疫病的寒温属性,对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确定尤为关键。疫病初治,虽均宜发表透邪,但寒疫宜辛温,温疫宜辛凉,治法迥异。伤寒有六经辨证,温病有卫气营血辨证;伤寒以伤阳为主线,温病以伤阴为主线;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这些基本的辨治规律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

曾有人提出“寒温统一论”,试图将伤寒与温病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中,一元化、一体化考证,实现一体化治疗。但寒温真的能统一吗?我个人认为,寒温有能统一之处,有不能统一之处。能统一之处,是伤寒由太阳传至阳明、温病从卫分传到气分,伤寒阳明阶段的许多方剂在温病的气分及营血分阶段应用甚广,如白虎汤类方、承气汤类方等。诚如宋代陆九渊所说:“阳明为成温之薮。”不能统一之处,是二者的初治手法,伤寒辛温解表,温病辛凉解表,治法迥别。古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对疫病的治疗,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团队曾经对疫情初期的隔离点病人,做过温散法和凉散法的疗效对比,结果证实了温散优于凉散,研究结果发表在《药理学研究》上。这也从科学角度证实了新冠肺炎当属“寒湿疫”。

但是,由于疫情时间长,跨度大,地域广,集中患病人群差异较大等各方面原因,使新冠肺炎初治手法变得模糊不清,寒温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疾病过程认识还不统一,辨治方法也不统一,还缺乏更多治法之间的疗效对比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总结、完善。

中医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是不断深入的

中医疫病学是一门专门而且复杂的学科,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必然会有一个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趋向统一的过程。

记者: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仝小林: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全年皆发的传染病,由于发病的季节不同、区域不同、气候不同等,患者的证候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中医治疗就需要因时因地因人治宜,灵活处置。但我认为强调“三因治宜”还不够,要“四因治宜”。新冠肺炎在短短两年多的流行中,有两次较大的变异,一次是“德尔塔”,一次是“奥密克戎”。尤其是发生在天津和河南安阳的“奥密克戎”表现出了与武汉“阿尔法”不同的临床特征,即隐匿性强、毒力强、症状轻,消化道症状不明显。而且感染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为主,化热、化燥迅速。这就提示我们除了“因时、因地、因人”之外,还要重视戾气之变,即“因戾”治宜。

求机审因,知常达变,方为至治。中医治病有四个层次:一曰对症,二曰辨证,三曰求机,四曰审因。当新的疫病出现时,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对因的“特效药”,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因此,求机(核心病机)、辨证、对症论治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医参战的四次较大的疫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乙脑疫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疫情,以及本世纪初的SARS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都发挥出了杰出的抗疫防疫作用。但我们还不能够满足于此,更不能止步不前。审因论治,找到“抗戾”的有效药、精准打击,这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精准打击疟原虫治疗疟疾,就是广大中医药人的榜样。

现代医学对于新发疾病的认知是在研究中不断进步的。中医学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医学,中医学在继承古人经验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医疫病学是一门专门而且复杂的学科,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必然会有一个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趋向统一的过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的疗效实实在在、有依有据,已形成“中国方案”,被世界认可。我们既学好用好前人的宝贵经验,也用科学数据说话。

这次疫情也告诉我们,中医人有责任不断总结、继承、发展、创新中医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明中医药疗效,用科学易懂的语言让普通百姓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姜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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