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网办发布“微信十条”的启示

　　2014年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对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对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管理要求。通信工具平台因存在涉恐、涉暴、涉黄等违法信息大肆传播的乱象而饱受诟病，此《规定》意在治理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等公众信息服务中的某些乱象。这是既今年5月末国网办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启动移动即时通信工具专项治理行动以来的又一大举措。

　　“七条底线”并非对网民行为的最高要求，而是本着“底线思维”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管理的底线，是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些政府的政策规定背后，暴露出中国公众在社交媒介使用过程中，对媒介信息内容的甄别能力不强、批判性思维不足、轻信谣言、个人隐私泄露、创造与转发信息不负责任等媒介素养欠缺的问题。

　　在21世纪信息爆炸的今天，在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的数字时代，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异军突起的网络环境里，在如今虚拟与现实相交融并紧密结合的世界中，互联网正悄然无息地改变着学生的学习方式、交友方式、生活方式。当前，中国社交网络普及率高达 50%。2微信用户数量超过 8 亿，微博账户超过5亿，使用社交媒体看新闻、查资料、刷微博、发微信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NNIC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6.18亿，其中青少年网民占 26%，学生是中国网民中第一大群体，占比 25.5%。3青少年正处于成长期，并日渐成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使用网络更加深入、接触内容更加丰富、使用过程更加自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012 年和 2014 年发布的《全国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数据显示，82.9%的青少年每天上网，学生的起始触网年龄越来越低龄化。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引导和媒介教育，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暴露出来：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色情、暴力等信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将个人隐私暴露于众，在线游戏娱乐视频使太多青少年沉迷甚至上瘾，网络购物时安全支付的风险问题，谣言扩散与信息的批判性识读问题，信息分享与创造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注意力不集中、思维碎片化、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这些都亟需引起人们的重点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亟待提高。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也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在数字化进程加快发展、媒介形态日益多元化、公众媒介接触高度频繁的今天，媒介素养应包含：在不同形态的媒介中筛选出所自己需的信息，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识读与理解，健康负责地使用媒介进行自我表达与创造价值，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媒介素养”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最初英国文化学者为保护儿童免受大众媒介传播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率先提出媒介素养的“保护主义范式”；此后，随着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媒介素养”先后经历了60年代以提升受众辨别能力为主题的“大众艺术范式”，80 年代以引导受众批判性解读文本的“文化批判范式”，以及 90 年代倡导公众参与的“参与式社区行动”四次主要范式。全球萨尔茨堡媒介素养峰会主席保罗?\u31859X海里迪斯在2014年5月在美国波士顿提出预测，“分享”将成为未来媒介素养范式发展的新内容。 媒介素养教育自 1997 年引入中国大陆至今，新闻传播领域和教育学领域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其具体内容包括：普及媒介的基本知识，批判性解读媒介信息，培养媒介使用技能，遵循媒介道德与伦理，正确运用媒介传播信息。针对青少年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帮助他们在媒介信息化浪潮中乘风破浪驾驭信息，提升其作为 21 世纪合格公民的生存技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指出，媒介素养是当代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必备素养，对建设民主社会非常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认为，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赋权儿童青少年，使其权利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高钢教授于 2013 年 12 月在《光明日报》刊文《青少年成网民主群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指出媒介素养教育在当今中国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并强烈呼吁“国家需要在理性主导之下进行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规划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传媒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郑新蓉教授也强调，传媒正对当代青少年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教育人应作出相应的努力。时至今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把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计了相关的教育课程和训练环节。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政策，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梳理过往的媒介素养教学实践，中国大陆范围内只有零星的一些案例经验，譬如中国传媒大学张洁博士在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白家庄小学进行的媒介素养独立课程与融合课程实验；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行动小组开展社区实验；东北师范大学在中小学进行的媒介素养课程行动研究等。然而，先前的教育实践多由传媒领域的研究者主导，缺乏教育学视角的专业和系统规范，这直接导致了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开展中，教学目标不清晰、教育内容随意性强、教学方法不规范、教学效果难衡量等问题。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梳理和规范，以增强媒介素养教育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十分必要。

　　今年4月，笔者在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联结”全球会议上，与世界各地专家分享了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实践经验，受到多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世界知名媒介教育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莱文斯通教授向笔者建议：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属于交叉学科，中国研究者首先应打破学科壁垒，呼吁传播学领域和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合作，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框架、课程定位、课程设计、内容开发、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评估、师资培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以更好地推动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因此，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积极回应信息时代的迫切需求。

　　作者介绍

　　张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传媒教育硕士研究生，美国波士顿爱默生学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