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冰川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比较优势”的概念说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主体机构，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成功。举例来说，即便是一个律师打字速度比秘书快一倍，那么律师也会雇佣一个秘书，原因为律师单位时间收入往往比秘书高很多倍，这样律师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可以创造一个社会就业。

　　纵观当前全球种业发展，大体也呈现类似的布局形态：美国在大田作物种子，如玉米、大豆等具有很强的主导性；而荷兰、以色列、日本等国则在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上具有全球竞争力。

　　这也符合美国、荷兰、以色列、日本的自然禀赋条件。毕竟荷兰、以色列、日本地理面积很小，即使玉米、大豆获得育种成功，但是如果不能大规模推广的话，育种也不具备商业价值，因此从策略角度来说，更优的方式是出口园艺作物的种子，今天很多进口蔬菜花卉种子都是论克计价，就是按“粒”卖；毕竟即使种子卖不出去，本地农业生产仍然可以消化。

　　对于美国来说，在园艺作物种子领域显然没有太大优势，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同时也是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第一大是中国），相当数量的果蔬依赖进口，但是美国种业科技在全球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大田作物种子，例如玉米和大豆，毕竟大田作物种子的市场容量更大。这种优势一方面通过种子出口实现，另外一方面也通过玉米和大豆的产品出口实现。与动物种源不同的是，大田作物种子都需要有本地驯化过程，因此将种子优势转化为产品竞争力从而实现获利就成为另一种迂回方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国，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逐步演化为两种形态，一是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推动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例如东北的大田种植；二是专业分工推动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例如寿光设施农业。无论是大田种植还是设施农业，在市场体量上，中国都要远远高出美国、荷兰等国。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种业科技发展与市场实现的双重脱节，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差距。

　　国内种业人最常讲的话是，粮食种子100%自给，动物种源不断取得突破。这个对事实的陈述实际并不客观。之所以粮食种子100%自给，其原因在于：大田作物种子需要本土驯化，粮食进口受到关税配额的保护。试想，如果放开粮食进口，现在国内粮食生产是不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种子的竞争力是通过产品竞争力实现的，当前粮食种子的高自给率源自政策对粮食的保护。承认差距是自信的表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打好种业翻身仗”作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之一，可以讲：种业的春天来了！

　　从现代化的意义上来看，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讲，任何时候进入都不晚，历史差距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点亮未来的科技树。在中国，手机、汽车这些制造业、淘宝、抖音这些互联网生态，都是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地点亮了未来的科技树。一方面源于互联网时代学习成本的降低，给了后进生一个“开挂”的机会；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庞大的市场体量，足以支撑一个国内大循环。

　　对于中国种业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以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和突变论为种业的起点，刚刚过去的20年间则是现代种业的起点，随着科技要素密度的不断提高，当前的品种选育已经包含了生物组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如此，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发达国家正在从‘分子育种’向‘智慧育种’升级，通过模拟作物生长气候、土壤以及生长周期等信息，综合各类数据进行智能育种决策，从而大大缩短育种的周期和时间，显然这也是中国种业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当前汹涌的互联网大潮中，种业发展不仅要求科技创新，同时也带来模式创新，形成“双轮驱动”。2021年6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牵头，会同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发展基金会、阿里巴巴达摩院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建立生物技术（BT）、信息技术（IT）与智能技术（AT）的深度融合的“智慧育种”平台，为加快培育作物新品种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未来的育种也好，种植也好，养殖也好，必将不断的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农业生产将逐步走出靠天吃饭的窘境，生物育种加速进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深度交叉融合的4.0时代。阿里巴巴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排头兵，中国农科院拥有52万份种质资源，全球第二大种子基地，可以说也是“大国重器”， 把这样一个战略资源和人工智能、算法和计算能力，这样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强强联合。

　　比较优势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对于中国现代种业发展，迫切需要融合各种现代生产要素，加速科技创新，点亮未来种业发展的科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