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戴忠元极其困难。老英雄一只眼瞎了，耳聋得厉害，记者问什么，他几乎全答非所问。偶尔有一次比较“接近”的问答是，记者问：“一方面军打到贵州遵义时，有没有喝过茅台酒？”对此戴老非常迅速地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

　　记者渐渐发现，提问对这位老人已经不奏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耐心坐在老人身边，等待他努力地回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冷不丁的，他就会自说自话起来……

　　★口述者戴忠元：

　　神炮手。江西吉水人，1932年参加红军，为江西省独立团战士。长征时从一方面军全团调入红六军团。
    我讨了两年的饭，放了三年的牛，做了八年的长工，直到遇到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我们整个炮兵连只有一门缴获来的大炮，只有一发炮弹。首长下令：“这一炮必须打中！”我一炮打响，正中目标，马上升为炮兵班班长。（笑）长征更险。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桐林一战拼了命。王震亲自指挥我们炮兵连战斗，可还是只有三发炮弹。第一炮，没打中；第二炮，又没打中。首长关向应也上来了，鼓励我：“千万沉住气！”我深吸一口气，第三炮，也就是最后一炮，终于打中了！这一回，连升三级，我从班长当了连长，还特别奖给了我一匹马。（笑）可当长征到陕北，战友们却几乎都牺牲了……（戴老沉默良久，再开口时，语速缓慢了许多。长征精神激励老人毕生。后来抗战过黄河，他在山西临县遭遇了平生最惊心动魄的战斗，身为炮兵却拼起了刺刀。头一个小鬼子猛刺过来，戴忠元一个急闪身让过，回身一刺毙命；第二个鬼子嗷嗷叫着扑上，戴忠元也杀红了眼，一枪刺进对方小肚，向上猛挑；当他看向第三个敌人，对方已经腿软了，自动跪地求饶。）

　　★口述者魏天禄：

　　湖北天门人，1929年入伍，曾任红二军团六师十一团政委。1955年授衔少将。目前在沪唯一百岁红军。
    先给你说位小战士吧。他是长征到湖北宣恩时来参军的，16岁，瘦弱矮小，饿一天了。“红军待人和气、有饭吃”。可尖兵突然发现敌人，我们前卫排首当其冲，山路狭窄短兵相接，打得十分激烈。那个新战士还没学会放枪，紧张地站着，老战士一跃而起把他按倒。敌人一次次冲锋，火力很猛。我们坚守抵抗掩护大部队转移。等撤出战斗时，发现这个参加红军不到半天的新战士已经牺牲了。他连红军的一顿饭都没吃上，我们还来不及搞清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洗过“旱澡”吗？那时人人没军服，贺老总也穿便衣，就一套，水里泥里，一拍就会冒出一股股泥烟。没条件水洗，宿夜时烧堆火搓胸擦腿，再展开衣服抖抖拍拍，只听得哔哔卟卟，火堆里闪起点点小火星，全是虱子。山里夜寒，大家就一件单衣，前胸烤火后背冷，能找堆稻草钻进去睡就很不错了。更多的时候，我们挤作一团相互拥得紧紧的，用体温互相取暖。那时候，战友之间真是特别亲。

　　贺老总表扬过我们一次。黔东大山财神沟，敌人就在50米外，我带着19团1连1排冲在前面，一排手榴弹炸退敌人，全连顺势抢占了山顶。到了山腰我一看，呀，山涧下就是我军总部！敌人也像着了魔，冲了又冲，最近冲到近20米。我眼看着一个战士胸前中弹后，仍拼着最后一口气拉弦扔出了手榴弹。这一仗虽不大，但战斗十分激烈，我们一步没退。傍晚宿营后，连长高兴地说，师首长表扬了，贺老总表扬了！
    ★苏景轼：

    1932年参加革命，到延安后毕生在广电战线，现为我国广电职工在世最年长者。
    严格意义上说，苏老没有当面口述，他疾病缠身已无法言语。不能采访，但至少要去医院探望一下，表示我们的敬意。大雨天，老人躺在病床上，合着眼。记者在采访本上一笔一画写下：解放日报、毛主席、延安、长征、红军。苏老一直毫无反应的脸奇迹般有了动静，手指缓慢移到采访本上，记者忙递过笔，老人握住笔杆似乎想写些什么，但终力不从心停下。当记者以为老人就这样放下笔时，最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老人摩挲着笔记本上的文字，突然露出笑容，咧开嘴，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绽放开来，如同孩子纯真的笑容。

　　老人无法言语，但通过以前的回忆记录和旁人介绍，我们逐渐走进老人过去的那一段峥嵘岁月。

　　年轻时，他爱画画，师从齐白石、徐悲鸿。见国民水深火热，遂改学无线电技术，1932年起参加革命。长途跋涉到延安后，画匠出身的苏景轼成了著名的电匠。当时共产国际送了部交流收音机给毛主席，可枣园没电用不了，苏景轼装了个将直流电变作交流电的设备，使交流收音机发挥作用。毛主席很满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新开播两个月后，毛主席还专门来视察全体广播和技术人员。

　　战时无线电器材奇缺，日占区连电池也不准带出，违者斩。苏景轼一次次冒险成功，有次还从日本骑兵队那里缴获了小电台。当然大量是自己动手搞水电池、电阻等，还从打落的敌机上拆下无线电通讯设备装收发报机，用机翼铝板来制作机壳。

　　★口述者母良成：

    1935年入四方面军任宣传员，后为八路军129师营部见习参谋，1966年从对外贸易部长沙高桥局局长职位退休。
    那两座大大的雪山，分不清天地的草地，直到现在我还会梦到。从没有人放弃，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战斗员。

　　25岁那年，那一夜，我摸黑上山砍柴，垒满家里的柴禾垛，然后走向红军。我们家是佃户，地主太狠，每年交粮外还要交10元钱的鸦片。一家四口一年好几个月断粮。弟弟听说穷人的队伍红军来了，就一走杳无音讯。过完草地后我得知弟弟已战死祁连山。

　　我见到红军第一天，天很好，一进县城就见路两边架着机枪，都是沙袋工事，红军都戴着大边沿的帽子，很威武。我被编入31军93师279团，加入骑兵队。打仗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打炮就是声音大，枪响就不一样了。“呜呜”乱叫的话危险不大，子弹飞得还高；但要听到“啾啾”响，就要赶紧隐蔽了，子弹肯定就在身边。一次在山西，敌人隔河打炮，突然一发炮弹“嗖”地落在我旁边，幸好落在粪堆里，没爆。

　　长征翻越的最大两座雪山是夹金山和党岭山。夹金山高4000多米，党岭山下有温泉，沸腾的水从地下冒出，遇到冰雪立刻就气化，在地面上腾起几米高的雾。1935年端午，部队到夹金山下，要大家准备干粮辣椒和酒爬雪山。我只找到一把生姜上了山。大雪遮天盖地，越往上越冷，仅有两套单衣全穿上，布头也裹在头上，还是受不了，我就把生姜放在嘴里使劲嚼，辣味终于让身体能暖和些，这才坚持到了山顶。

　　1936年10月22日，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那一晚，部队燃起一堆堆篝火，满山都是星星点点，我永远忘不了……

　　旁白

　　到如今，魏天禄依然穿着部队以前发放的服装。这么多年了，他从没给自己买过新鞋、新衣服，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把有限的薪金节省下来扶危救贫，捐助希望工程。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广中路街道有个十多岁的孩子患了绝症，家庭虽生活困难却仍顽强学习。他毫不犹豫拿出1000元送去。2004年，他又将自己的全部积蓄5万元拿出，通过上海市希望工程办联系，捐给一所小学建图书馆。多年来，他先后捐款已达10万余元，又常应邀到机关、部队、学校作报告，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有次去东体育会路小学，他担心讲到后来讲不响亮，就事先关起来录音，录一段休息后再录，足足录了10天！

　　戴忠元现在几乎不喝水，因为一次枪伤，打中下身。戴老的眼睛也不好，因为一次炮战，硝烟熏伤。

　　采访时，戴老的夫人管玉兰一直在旁边陪着，兼作“翻译”。她比戴忠元小28岁，是在戴忠元50多岁时嫁给他的。管玉兰悄悄告诉记者，当她听说相亲对象已50多岁时，想想自己风华正茂，内心很勉强，可农民出身的父亲一听说戴忠元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立马就拍板同意了。迄今，相知相伴半世纪。

　　更令记者感动的是，戴老在他所居住的小区几乎人尽皆知。是小区的居民们热心地将记者引进戴老家门，见到记者采访结束了，居民们又拥了上来，对记者道：“我们准备给戴老过百岁生日！欢迎你们一起来！”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与苏景轼的交往和交谈中，“艰苦创业”和“清正廉洁”是他讲得最多的词汇。他总说，在延安不论干部士兵，都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荣，以做老爷为耻。那时，战士个个都是“发明家”：自己动手做牙刷、钮扣、纺线、织布、开荒、种粮。那时很苦，却从没人叫苦，有理想有信念，就感到苦中有乐。艰苦朴素贯穿了苏老毕生。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他依然省吃俭用，吃、穿上从不奢华，一支水笔一用就是几十年……

　　百岁红军，世纪战士，谁不是长征精神贯穿一生。

　　回响

　　“我十几岁参加革命跟共产党打江山、闹革命，记住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半心半意不行，三心二意不行，必须全心全意，这是我在长征途中坚定下来的信念，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动摇过。”

　　———魏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