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骐院士 石昊鑫 摄
央广网北京3月13日消息（记者 张雷）已经77岁的王家骐院士可谓山西代表团里的常青树，今年已经是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20个年头。“25年当了四届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十届、‘十二届’），而我见证的这25年，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25年，人民生活提升最快的25年”，王家骐院士说。
一件藏青色西服，一条素色牛仔裤，满头银发的王家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保持着作为科学家的质朴和严谨，就连衬衣最上面的扣子也被他仔细地系好。 “光学精密仪器的研究要精确到毫秒和微弧度，来不得半点马虎。”而在王家骐看来，当一名人大代表也同样如此。
王家骐院士在接受央广记者专访 石昊鑫 摄
“老代表”和他的旧手机
第一次见到王家骐是在山西代表团的小组会上，他是第一个抵达会场的代表。
作为中科院院士以及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王家骐一出现就被很多记者围在了中间。“和蔼可亲的银发老人”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
而紧接着，记者就被他的手机吸引了，那是一部破旧的国产手机，屏幕不及一般手机的一半大小，底部的键盘边缘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磨损的痕迹。
“手机这么旧了，您怎么不换个智能的。”记者的问题，王家骐说他已经不知道被问了多少遍“我这个手机很好啊，能打电话能接短信，这就够了。我不用智能机，也没有什么微信、微博。有看那些东西的时间，做点自己的学问多好。”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老人家跟不上时代了，可记者在对王家骐专访时却得知，他的电脑用的非常好。文档、PPT甚至是数学模型的编程推导，对于这个77岁的老人来说竟然都不是难事。
“我从来没有助手，自己从事的工作一般人干不了，而能干的人，跟在我一个老头子身边，又耽误了人家，所以一切都是自己来。”
2005年，已经65岁的王家骐开始学习电脑，“总不能一直麻烦年轻人。”这是他给自己的理由。在王家骐看来，只要有利于做学问的，他都要学习。
王家骐院士和他的老旧手机 石昊鑫 摄
“穷铁匠”和他的毛料衣
1940年，王家骐出生于江南水乡苏州。18岁时独自一人北上哈尔滨，在哈工大锻压专业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总笑言自己是打铁的“铁匠”。
1963年，王家骐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研究生，从头学起了光学知识。
“长春光机所啃的都是硬骨头。我们必须努力地学，快速地成长起来。晚上十点多阅览室里还有好多人在看书，每次都得门卫来赶人才走。”王家骐感慨道。
建国之初，我国的科研事业百废待兴，而很多项目又面临着国际禁运。“那个时候，一件小型光学仪器的重量就达到1.5吨，辗转多个国家运到国内，费用几乎已经达到了和机械等重的黄金。”王家骐说，那个时候国家不富裕，可咱科研人员的志气却不能穷。
在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长春光机所的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接连出现在东北大地，先后涌现了十余项“中国第一”，建立起光学和机械学领域相关的技术和工艺基础，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内一片空白的局面。
但有的时候，科研并不仅仅是辛苦，更意味着危险。
1982年，由王家骐带队攻坚的某型号导弹光学瞄准仪进行第一次在海上实验。“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王家骐说，“导弹在潜艇上发射，而我的岗位就在导弹旁边。国外导弹实验时爆炸的事故屡见不鲜。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说着说着，王家骐却又笑了起来，“我那个时候很穷，一套毛料衣服100多元，我攒了很长时间才买。实验那天我就把这身儿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了，潜艇上全是油，我也不管。那时候脑子里的想法是，一旦出了事，我们中国人自己把我捞起来也就算了，要是外国人捞起来，怎么也要穿的好一点，让他们看看中国科研人员的样子。”
王家骐院士总结整理了近些年的数学推导模型 石昊鑫 摄
“王院士”和他的三件事
凭着一股子对科学的钻劲儿和韧劲儿，王家骐获得了无数奖项：中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五一劳动奖章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在王家骐自己看来，他一辈子其实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研发战略导弹的瞄准仪；第二件是攻坚航天光线遥感器，帮助‘神五、神六’上了天。”王家骐说：“第三件要分成两半去算，一半是当了长春光机所12年的所长；而另外半件，则是现在正在做的，那就是继续我的科研工作。”
2005年，已经65岁的王家骐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岁数大了，可我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也不糊涂，我想做研究，我要做研究。”这是王家骐对自己的要求。
“到现在也是一样，光机所里面的大课题，但凡我能做的，我都要帮着去完成。还自学电脑去推导数学模型，12年了，一直没有间断过。用习主席的话说，这叫主动担当，用自己的话说，这就是给年轻人打工。”
说到兴奋处，王家骐站了起来，从行李箱里拿出两厚本资料告诉记者说，这是他近些年整理的数学推导模型，“都是宝贝，千金不换。”
记者对王家骐的采访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位77岁的老人几乎三句话不离本行，时不时还会给记者普及光学知识，什么是惯性坐标系，什么是微米和角秒，什么是微弧度……
从1963年到长春光机所，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王家骐说，有时听到别人对他的称呼从“老王”便成了“王老”，他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老了。
“四届人大代表，让我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也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尊重。只要自己还能干，就要一直把科研的事情做下去。”王家骐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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