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3月12日消息（记者 高艺宁）“三甲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医院门可罗雀。”“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一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影响着百姓就医的幸福感。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缓解了吗？央广网记者独家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医疗专家，听听他们对此的看法与建议。
● 看病难
“在《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统计中显示，从2005-2016年，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比例从33.8%上升到41%，去基层医疗机构的，从63.3%下降到55.5%。”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透露，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北大医院300多万门诊量，我希望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认为，大医院的门诊量应该减少，让重病患者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治疗，享受更舒适的治疗环境。
百姓“看病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昨日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分析，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分布不均衡。医疗服务体系格局和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需求之间不够适应，不匹配，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
创新：“医联体”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
“我婆婆有高血压，以前每次都要坐好几站公交车去大医院拿药。自从家门口有了社区医院，看病拿药方便多了！社区医院还有家庭医生，可以上门量血压，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祁阿姨告诉央广网记者。
在百步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情况在这里得到了明显改善。走进该中心输液室，崭新的连排椅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环境舒适而温馨。而在检验科，医护人员坐在新引进的CT扫描仪及生化监测仪前认真核对着患者检验单上的各项数据。
百步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田贵贞告诉记者，2016年，百步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量达到135253人次，日接诊量370人次，较加入 “区域医联体”之前，均涨了一倍。
田桂贞口中的“区域医联体”，是指由武汉市中心医院联合30多家基层医疗单位，建立的湖北省首个“市、区、乡”三位一体区域医联体。通过打造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远程诊疗等方式，解决基层百姓“看病难”问题。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医疗改革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
“分级诊疗制度是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之首，医联体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也是一种制度创新。”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介绍，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医联体”，把目前相对比较固定的格局纵横上下联通起来，形成合理布局，可以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的问题。“医联体建设，使大医院能够舍得放，基层机构能够接得住，老百姓能够愿意到基层去看病。”李斌说。
建言：如何让基层医院接得住，让大医院舍得放？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多家医院了解到，百姓对于基层医院医疗水平服务的不信任心理依然存在，这也是大医院更受青睐的原因。如何打消患者疑虑，让其自愿选择“小病进社区”？
“如果强制百姓做什么，百姓们肯定会有疑虑。要采取措施，让大家心情舒畅地接受。”刘玉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医疗改革应在供给侧发力，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保证患者在社区开完“单子”后，能够就近取药。同时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让百姓自愿选择社区医院治疗。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对基层医疗的投入并不小。其实很多基层的医疗设备已经很先进了，尤其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还配有CT甚至磁共振设备。为啥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呢？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人’、在‘技术’。”
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认为，提升基层医疗水平，“人”是第一位的。光有先进设备，没有人，设备的利用率也不高。李玉峰建议，应建立基层医生的定向培养制度，提高基层医生待遇，吸引人才向基层医院流动。
李玉峰同时认为，应在全国实行统一标准的医生执照，对专科和全科医生进行同质化培养，在教育、晋升、社保等方面都有统一标准，医生拿到执照后可双向选择，自由流动，让人才更心甘情愿地流向基层。
“我国推行的可以有效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分级诊疗战略，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没有足够的全科医生以满足所有人的健康需求。”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介绍，目前在很多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系统的诊断能力已经可以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未来可以依靠人工智能辅助全科医生进行决策，从而大大提高医疗水平和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侯建明所在的福建省立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侯建明告诉央广网记者，对于一些慢性病，福建省立医院会与一些社区医院“挂钩”，定期派主任医师到社区医院宣教、帮扶，有些医生还会去基层医院坐诊。侯建明告诉记者：“从实践来看，大医院对社区医院的帮扶确实可以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服务水平。”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要求，重病号转到上级医院来，轻病号或处在康复阶段的病号转下去。一些大医院出于收益考量，可能会出现‘只转上来，不转下去’的情况。”侯建明对此建议，应建立规范，管理大医院“不放人”的行为。
钟南山也直言，一些大医院和许多基层医院联合建立的“医联体”，实际上是为大医院本身服务，在病人资源上起到虹吸作用，并没有认真地对基层医生进行培养提高。
钟南山同时表示，大医院“不放人”其实另有苦衷。据钟南山介绍，中国的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收入目前不到20%由政府埋单,其他靠医院自己的创收。
“医改要求大医院的医生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些医生靠创收生存的桎梏。”在钟南山看来，要想让“大医院舍得放”，则应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特别是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薪酬的直接投入。同时，还可通过“三医联动”,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入整合起来,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
“政府要为公立医院兜底,尽到保障责任。这样才能让大医院医生认真地培养基层医生,提高医务人员创新医疗技术的动力。”钟南山说。
● 看病贵
过去的农村曾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 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而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不断推进，医疗费用一降再降，“看病贵”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在昨日的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介绍，通过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每年降低药品费用，公立医院的药占比由2009年的46%下降到40%，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据今年不完全统计，预计将再次为群众节省药品费用600-700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医疗费用还有一定的压缩空间，医院应积极降低医疗成本，进而降低医疗价格。
“同种疾病的检查费可能不同，但其它费用相对固定。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同一个病人在同一层次的不同医院，看病价格不尽相同。为什么？这与医院的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刘玉村建议，政府应根据同种疾病在同类型医院的治疗费用平均水平，制定出统一价格标准。“让患者不管在哪个大医院治，都给这么多钱。医院必须在固定价格范围内保质保量地治好病人。如此，每个医院都会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倒逼医院改革升级。”
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杨金生则认为，过多压低药品价格，会让一些好的药品在市场上失去生存空间，甚至会加速伪劣药品的产生。
针对“看病贵”，杨金生建议，应建立全国医疗机构的信息联网体系，让患者的就医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共享，可避免因重复检查、重复用药，给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时，通过基层医生和家庭医生的指导，也可降低患者重复检查和用药的可能。
在基本医保制度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从420元提高到450元，进一步增加资金的投入，为百姓看病减负。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王再兴看来，对于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来说，光靠基本医保补助显然不够。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王再兴呼吁，为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商业补充保险，并建议政府为支持农村贫困人口商业补充保险，提供部分专项资金，号召企业家为贫困地区人口建立健康扶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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