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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间，温州似乎不断地在冲击一堵无形的墙。温州民间资金有六千亿之巨，但长期投资无门；中小企业有36万家之多，却嗷嗷待哺，总是无法正常融到资金。这个“悖论”已严重制约了经济。

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就不得不转向地下民间借贷，忍受融资贵。企业生存艰难，又有越来越多的资本脱离实体经济，陷入钱生钱的高利贷游戏。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以登记的形式，给民间借贷“上户口”，把民间资本纳入正规金融体系，这在新中国金融史上还是头一次。然而，第一脚踏入水中，很快就有了水深浪急的感觉，企业这一方也有顾虑，一旦要借钱，就要曝光自己的财务状况，他们担心断了以后从银行贷款的路。

第一步的艰难，折射出金融改革的复杂性。温州悖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要解开这个结也不可能轻而易举。下一步，温州自己该如何走？温州在等，也在想。改革自然不能停止，试验仍要继续，在欢呼惊喜过后，温州需要的是冷静与思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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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说，要打破垄断，就要让民间金融阳光化，催生民间金融机构，打破严重失衡的垄断金融体系。

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金融机构，既可以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也是引入竞争，打破垄断。但监管者最大的担心是，万一银行破产，储户的利益如何保障？改革要开前门，让人冲出去大胆闯，也要建好后院不能失火。

温州的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需要探索，比如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模式如何建立？个人境外投资怎么推进？设立试验区以来，温州经历了一个从热到冷、又逐渐热起来的过程。

转型中的中国迫切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撑，金融改革在未来发展大局中的份量越来越重。温州作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注定应当先行一步。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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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分成，中央75%，地方25%，而营业税，如交通运输、物流等行业，百分之百是地方的。这两个行业转成增值税以后，如果体制不变，地方这部分税收的75%会流失，地方利益就会损失。

改用增值税，企业在购买设备等过程中已经交的税就可以抵消扣除，这意味着，即便不用上交中央，上海的财政所得不光眼睁睁会减少，还得额外掏钱补贴一些试点企业。比如物流企业，由于可抵扣的项目少，改交增值税后，税负没降反而增了。

试点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试验，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上海硬着头皮，坚持拿出过渡性的财政补贴，保证企业成长。

事实证明，上海的尝试是对的，试点以来，上海服务业实现了超10%的快速增长，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20%以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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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试点证明，税制一改，撬动了服务业，上海“经济转型”的步伐明显变得轻盈起来。税负减轻，上海的吸引力也一下增强了，人才、资金等各种优质要素都在向上海聚拢。试点至今，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了20%以上。

上海的“营改增”试点产生了榜样效应，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厦门、深圳等11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都跃跃欲试，并已获批成为新的试点区域。

中央政府的大手笔让利，让试点地区松了口气。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又该怎么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则认为，在试点的基础上应全面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是大势所趋。

营改增扩大试点之后，试点地区的GDP总量将占全国一半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52%左右，税收占56%左右。…[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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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的户籍改革在全国并不是最早，但步子最大、胆子最大，因此轰动一时。郑州的勇气从何而来？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分析，动力来源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望。

城市要发展，需要人进来，但户籍改革是个“老大难”，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在各种利益盘根错节。改革的步子迈多大，牵动会多大，都不好预料。

今天看来，郑州的户籍改革更像一场“大跃进”，轰轰烈烈，无疾而终。事实上，在全国第一个全面放开户口的浙江奉化，直到今天仍然在坚持放开。

郑州急切了些，结果证明了户籍改革不能“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户籍改革是综合性的，只靠地方单方面试点，很难彻底。它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地方中央分税制改革，来增加地方政府的承受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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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郑州大胆试验，全面放开户口，劳动力短缺一度缓解；8年后的今天，当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富士康等企业到郑州建厂，郑州再次感到“缺人”的压力。

“留不住人”，不仅是郑州的心病，也是整个中国推进城镇化面临的突出矛盾。近两年，全国1.6亿外出务工的农民，有七分之一选择了“打道回府”，留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和市民同等待遇。外出务工人员定居不下来，就支撑不了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也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带动住房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郑州进一步的改革面对现实，几条腿走路。市区户口有条件放开，居住证再吸引一时进不了大市区的人口，同时，着手城镇化建设，更多地吸引劳动力，这叫“新型城镇化”。…[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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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动各项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难中之难”，更是“重中之重”。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顶层设计”。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行政体制改革是对自己的权力动刀，牵一发动全身。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留给改革者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能减的“减下来”，该放的“放出去”。宏观决策权上移、微观管理权下放。“小政府”对接“大社会”，广东顺德 “试验田”，能否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样本？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始于2009年，核心内容就是“做减法”。41个党政机构合并成16个，党、政机关合署办公。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一律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和政务委员兼任。41个机构的一把手，转眼间全都变成副职。行动之快、动作之大、涉及利益之广，前所未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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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顺德的经济总量增加了20多倍，党政机构不增反减，“疲于奔命”在所难免。区级行政审批、征收、处罚等8大类行政管理事项共5720项，其中审批事项1609项。放权成为必然选择。

然而，社会组织担心，政府部门只放事务不放职能；政府担心，权力放出去，社会组织是否接得住。如果不用改革的态度推动长远的发展，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以后改革路上的拦路虎。

不放怎知不行？向基层政府放权，向社会组织放权，顺德行政改革又向前迈出一步。领跑广东、影响全国的顺德，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理顺？“小政府”又如何对接“大社会”？

顺德在2009年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后，2010年又进行了简政强镇改革。通俗地说，就是放权给基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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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增长了62倍，而公益事业的支出仅增加了不到10倍，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仍显不足。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文章称，去年有超过1.7亿的中国人因病陷入困境。

2011年，中国实现基本医保全民覆盖。然而，医改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民生话题。医改12年，漫长而艰辛。如何突破瓶颈？陕西出了个富县：神木。湖南出了个穷县：桑植。一南一北，一富一穷，两个小县竟殊途同归，实现了“免费医疗”，成为中国医改路上绕不过的样本。

神木财力充足，“全民免费”一步到位，并且选择了市场化的路径，因此走得更彻底；桑植作为穷县，立足现实，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让原本躺在那里睡大觉的新农合基金充分动起来，虽然“全报销”还只是覆盖到乡镇一级，但毕竟解除了县域内绝大多数农民的后顾之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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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与桑植的探索，效果显著，却引来褒贬不一。围观者众，践行者寡。到底是神木和桑植的经验难以复制，还是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医疗改革，牵动多方利益。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地位，是其中最艰巨一环。神木和桑植让人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医改的勇气，而医改向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推进，还需要全国一盘棋。

2010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针对神木模式做出回应，他认为：国内百强县肯定做得到，甚至排名前三百到四百的县域也都能做到。

通过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直接影响当然是公众的健康幸福，而更重要的是，医疗保障投入可以发挥显著的经济杠杆效应，对于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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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农民首次拿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安徽凤阳小岗村因此被历史定格。

三十多年后，当上一轮改革红利逐渐消退，中国农村呼唤新一轮的改革。在这场以“土地确权”为起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四川成都被推到了前台。

2007年，成都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改革，囊括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户籍改革等方方面面，但回过头来看，成都的这轮试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难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地方，毫无疑问要数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流转。

在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2008年年初，全国第一批农村土地确权证书在这里颁发，鹤鸣村也因此成为全国土地确权第一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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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给土地确权，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就要实现土地流转。作为农民最值钱的家当，土地的权属长久以来没有明确，农民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确了权，农民可以把金饭碗端起来了。

成都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乡间水泥路两边不时闪过整整齐齐的蔬菜大棚、食用菌工厂，透过已经收获的千亩葡萄园，一排排红色的小洋楼闯入视线，高大的梧桐树下，各种健身器材比好多城里的小区还齐全。

韩场镇是成都农业产业示范镇，全镇1万8千亩耕地，有1万亩进行了流转，流转率超过50%。而在确权改革之前，这一数字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镇委副书记戴晓兵骄傲地说，土地流转使经营逐步向农业大户和公司集中，实现了规模效益。…[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