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俭 王传毅（黄俭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传毅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近日，一种以“医院”为类比的教育改革问题广为传播，即面对的职业对象（病人或学生）越具有挑战性（难治或难教），对从业者（医生或教师）的专业水平要求就越高，进而引出新问题：“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

　　医院式教育理念的逻辑起点是教育与医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近之处：首先，从事业属性上讲，二者均是社会的公益性事业，均致力于帮助人们走向更好的生活状态。其次，二者的顺利实施都必须建立在行动主体（教师或医生）认真、耐心、细致和专业的基础上。此外，“最好”医院和“最好”学校具有类似的外部特征：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相较充足的经费收入及完备的硬件设施。

　　但另一方面，两者之“异”也显而易见：首先，二者作用对象不尽相同。医疗仅仅面对身体出现或可能出现病征的群体，而教育须面向所有的适龄受教育者。其次，影响作用效果的关键有所不同。治疗关键在于“把好脉”“用好药”，仅需患者配合即可，有时即使不配合，也能治疗成功。但教育是一个双方共同建构的过程，不仅需要配合，更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此外，医院的评价标准在于治好了多少病人、攻克了多少疑难杂症；学校的评价标准在于对学生是否提供了最适宜的教育从而使学生潜质得到最有利的发展。

　　因此，医院式理念确在教育领域有其“用武之地”，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差异性，才能使教育制度设计更好地在借鉴中汲取营养。

　　医院式理念的倡导者认为，“在当前以成绩论英雄的评价制度下，后进生要比优秀生难教”。实际上，教育不同阶段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在义务教育阶段，“难教”的学生主要体现在品德行为不良和学习成绩落后两个方面，主要是那些所谓的“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而精英的培养同样不是易事。即使是“重本率”最高的高中，老师也大多毕业于非顶尖高校，他们必须尽可能将已具备一定基础的学生培养为“名校殿堂”的学优生。让“后进生”迎头赶上达到合格标准，难；让“尖子生”成为拔尖人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能更难。

　　同样的，在不同教育阶段，“最好”的学校有所不同。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行使的是教育普及化的职能，能完成教育目标，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在高中阶段，学校在行使教育普及化职能的同时，也担负起精英人才培养的功能。高中除了与义务教育阶段保持合力促进学生“成人”以外，还必须依据学生的禀赋、潜力因材施教，为多样化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提供支持。“最好”的高中不仅仅要帮助学生成人，更要为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笔者与医院式理念倡导者的观点一致：“最好”的学校应该招收“最难教”的学生。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最好”和“最难教”应有不同的指向：在义务教育阶段，“最好”的学校应当是大多数的学校，他们要青睐“好学生”，更须关注“最难教”的学生。在高中教育阶段，“最好”的学校是最适宜学生发展的学校。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非仅为学习成绩），另一方面，能够为不同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最大支持，成为社会各行业的人才。它所招收的“最难教”学生应当是在某一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课程学习）具有良好基础且极力渴望能够脱颖而出、出类拔萃的精英。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