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教育12月20日消息（记者关宇玲） 昨天（19日）由经济观察报社、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二届（2016）年会”在北京举行。 本年度围绕十三五规划中“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重点结合创新时代对教育发展的要求，通过教育治理、创新精神、教育活力、互联网+教育等多层面、多维度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稳健发展共同建言献策。

　　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邵鸿出席论坛，作题为《破除体制约束，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的主旨发言。 以下文字为活动现场演讲实录，文字有删减。

　  体制约束是目前制约高等教育主要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与中国经济领域计划经济的逐步建立相一致，计划教育的体制和传统也随之建立。具体表现在取消民办院校，各级各类学校均由政府设立，并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下的事业单位。学校领导由上级委派，并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主管部门支配和控制学校的重要事务，招生分配完全按国家计划实施，与计划经济协调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在破除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对教育改革也随之启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的决定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的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的管起来，提出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改革要求。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和此后包括高教法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推动了相关的改革。计划教育体制由此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表现在放开民办，包括中外合作办学，不包学生分配，后勤社会化的改革等等。但是大的教育管理体制的骨架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是具有行政级别的科层制的事业单位的性质没有改变，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校重要事务的强力控制和支配没有改变。特别是招生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没有改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度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逆发展的情况。一是行政化增强，人为的强化学校的行政级别，领导官员化。我印象非常深，我看到有些大学的校领导坐着军牌的轿车，进出办公室的时候有人开车门，我就感慨，这和我们77、78级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的学校似乎有天壤之别。学校行政权力膨胀，教师主体地位下降。二是行政干预加大，各种规定繁多，大量办学事务的审批，从招生计划、学科设置、学位授权点，某些具体课程的设定到形形色色的建设计划、发展项目等等，各种量化考核评估盛行。学校教育家办学，特色化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三是民办高等教育仍处于较小的补充地位，待遇不平等，而且政府对民办教育办学的干预也逐渐加大。四是高校在某种意义上官场和名利场腐败现象严重，教学质量下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想在建国以来任何一个历史上没有像这些年一样，有那么多学校管理者落马，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在我们经济领域，全面的简政放权搞活，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应该说成绩还非常有限。

　　总之，大学不是按照科研规律组织管理，而形成行政科层体制，导致中国大学和以自主办学和学术主导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大学种种弊病，乃至有钱学森之问，其实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到计划教育或者行政化这样一个要害。因此，去除计划教育，理顺政府和学校，学校内部的行政和学术权力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须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