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以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网主编兼《教育决策参考》主编
每个人都应该读点哲学《40堂哲学公开课》看完了。最近，几本书同时翻看，断断续续，进度不一。这本哲学入门书读起来最轻松，因而最先读完。译序中，译者将这本书称为“哲学傻瓜书”，因为它的读者定位不是哲学研究者，而是“对哲学怀有天然兴趣的大众读者”。非常赞同译者的观点，相比于当下常见的科学普及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哲学普及读物难得一见，而本书就是一本填补空白的杰作。作者奈杰尔·沃尔顿是英国开放大学（OU）的高级讲师，据说这位小时候就是个读书迷，而且涉猎广泛，连关于捕捉飞蛾和无土栽培的书都拿来读。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自儿时就有的兴趣倾向，往往对其后天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要没有那么多人打着“爱”或“教育”的幌子横加阻碍这种兴趣的走向。
无疑，沃尔顿是一个喜欢新奇事物，而且富于想象的人。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他写道“：一些人还是被哲学吓到了，把哲学看做一门令人费解、晦涩难懂的学科，与他们毫无瓜葛。我想表明这种想法是错的，也有可能写出一本有关哲学的书，既通俗易懂、令人愉快，又不违背以往大思想家们的精神，不是他们晦涩，不是他们与读者毫不相干。”这本书介绍了50多位西方重要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波依提乌、阿奎那，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再到现代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罗尔斯等，几乎梳理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用三四千字介绍每个大家及其思想，难度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但是作者做到了，他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令人生畏的哲学概念和玄虚思辨，而是浅显的语言、有趣的故事，步步深入的观点。对读者而言，这其实是一种“邀请”式的阅读，让你不知不觉地走进去、读下来，读完了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哲学！
比如，在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争论中，凡是声称上帝存在的人都免不了面对质疑：既然上帝真的存在，既然他老人家是真善美的化身，那他为什么允许世上存在恶人？这就是经典的“关于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奥古斯丁（354—430）在想了大半辈子后提出，上帝的仁慈体现在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作为自由的人，我们选择干好事还是干坏事，上帝就不再管了（当然，他还握有末日审判这个杀手锏）。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全部的人满意，争论还在继续，但这不妨碍奥古斯丁的思想家地位。哲学未必都这是这么有趣、好懂，但是它确实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如果你有时瞅着自己的面孔觉得陌生，如果你想知道道德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经常为意识到自己会死亡而焦虑和恐惧……那么，你就已经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了。只不过，有些人比你思考得更深入，更透彻。从本质上说，哲学是关于如何理解人之所以存在的学问。这个问题想得越明白，越有助于你把握个人的主体性，让你在不如意的大环境（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有此感）中，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自由。我最近一直鼓动校长和教师读点哲学。因为你可以观察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很多教育问题看上去是“无解”的，比如，我们不断强调以人为本，但老师和学生越来越被“工具化”；我们不断强调素质教育，但考试和分数依然是最高标准；我们不断喊“减负”，但师生的压力一直有增无减……
过去很穷，教育指望投入，指望设备，指望培训，指望方法（模式），但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缺钱了，设备、培训和方法也日益更新，而教育依然问题重重。教育本质上是哲学问题。大多数哲学家都本能地关注教育，甚至本身就是教育者，这根本是因为教育与人的成长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在探讨和实践哲学对人的关注和理解。只要站在这个基点上，你就不难发现，当下教育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受制于追求规模和效率的产业化思维，二是受制于集权教育体制下的行政思维。我们虽然是在培养人，但脱离了生命本位，本质上是为了其他目标培养人。现在，有关教育“回归”（回归人，回归人性）的口号喊得很响，很普遍，不知道喊这些口号的人想过没有：教育里的“人”是什么时候丢掉的？为什么丢掉了？怎样才能找回来？
这些问题不搞明白，这条回归之路注定充满坎坷，甚至南辕北辙。所以，我们还是读点哲学吧，因为哲学能够帮助我们找回自己，找回教育中的“人”。就从读《40堂哲学公开课》开始！（《40堂哲学公开课》，（英）奈杰尔·沃伯顿著，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在走入混沌点的世界中寻找方向不久前翻了《湍流》，一本讲混沌理论的书，看得似懂非懂，但觉得大有深意。后来在书店遇到一本《世界走入混沌点》，自然不能错过。看这两本书也并非偶然，为了解决自己的一个困惑。在近两年的阅读中，我越来越发现，科学在追求确定性知识的过程中，远没有对世界提供全部的解释。现代人用科学思维认识世界，如同手持电筒夜行，手电照亮的地方，就是科学解释所能覆盖的范围，这以外的广袤黑暗空间，只是不为我们所认知，并非不存在。也就是说，现代人所信赖甚至所信仰的科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将科学理解为人类诸多信仰体系中的一种，那会更符合现实，也更有利于维护人类根本利益。
《世界走入混沌点》的作者欧文·拉兹洛是匈牙利的科学哲学家，也是系统理论家和整体理论家，在古典音乐方面据说也颇有造诣。他从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方式中，预见了全球崩溃的可能性，即人类社会越是走向增长的极限，就越接近一个混沌点，某些既有的趋势会转向或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趋势。在这个“决定窗口”，任何小小的波动，都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效应。这也意味着突破性的可能依然存在，但其前提是新思想的出现，由此带来的新的文明形态。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即为文明的转型找到“积极的方向”。“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新的文明，一定能够演化出新的文化和意识”，20世纪多数时间那种“被理性激发的文明是唯物而功利的，追求财富和权力是它的推动力。要取代它的是以人类发展以及人类社群以及环境发展为中心的文明”。
这将是一个自然进化被自觉演化所取代的伟大转折。人类自觉演化的意识一旦觉醒，其意义“可媲美3万年前人类自我反思意识的诞生”。对于20世纪的人们而言，尽管经历了经济危机、世界性的战争、能源短缺以及生态危机，但“增长”依然被视为一个不会破灭的神话。出于推动文明转型的需要，作者区分了“广泛增长”和“密集增长”两个概念。前者是沿着地球的表面水平前进，征服越来越多的领土，移殖越来越多的人民，将统治阶层的意志强加在越来越多阶层的人民身上，从而制造出不永续发展，把世界推向混沌状态；而后者则聚焦于个人、他们生活的社群与生态的发展，产生永续发展，把世界带向一个全新的运作模式。广泛增长和密集增长的目标和手段都有很大不同。
具体而言，广泛增长有三个目标：征服、殖民和消费。其对应的手段有三个：一是用来使用和改变物质的生产科技，二是产生力量来推动物质转变的能源产生科技，三是激起人们食欲、创造人工需求和改变消费形态的宣传、公关和广告的技术。密集增长的目标为联结、沟通和意识。联结是为打破原先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各自为政状态，建立一套秩序，创立相互密合的结构，代替原来的任意扩散。在此基础上，多个层面的沟通又能巩固并促生新的联结。最终，不断联结起来的意识，“会将人们的思考从落伍的自我中心层次，提升到迫切需要的以社群、地球和生态为中心的层次”。以这样的增长为先导，现代人就可能实现从理性到“整体”（Holos）的转型，建构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其中，一项关键性事务是实现科学与新文化的汇流，调节现代人的机械与物质主义心态，弥合科学和预测未来世界的直觉模式之间的鸿沟。所有这些，正是欧文·拉兹洛创立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初衷，以及聚集在这个俱乐部周围的诸多来自人文艺术领域、商界、民间的创意人士的行动共识。他们的宣言写道“：本组织致力于推动新的理念，唯有人类改变自我，才能改变世界，而要改变自我，需要洞察力以及真正的创造力。”布达佩斯俱乐部虽然没有对教育改革提出系统方案，但他们对全球社会弊病和现代文明危机的批判性分析，对未来文明形态的整体性构思，是任何积极推动教育变革、努力提升教育品质的人不可忽视的。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缺乏远见和深刻批判力，对社会变革无动于衷的人，能够成为未来教育的领军人物。
我们的例行化生活需要打量，更需要打理每天，我们的眼睛都跟手脚一样匆忙，等到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一天便不存在了。隔天回想起来，也无迹可寻。我们日复一日地忙碌着，以至于成为不可更改的习惯，就是不肯回转目光打量一下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何这样做。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这种自我打量很重要。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概念叫“反思性监控”，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真正自主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进行持续的审视和反思。这如同在自己的身后安置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并不明智，简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因为这么一打量，生活就露出了它那例行化的本质。比如，走在下班路上的人，通常脑子想着各种事情或者一路左看看右看看，不知不觉地就进了家门。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甚至更久，如果哪天你忽然有兴致打量起走在下班路上的自己，只会惊讶生活是如此重复，并在重复中生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突破的坚固外壳，你很难认为这就是对的或好的生活。这样想下去，下班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换个角度看，这种例行化生活对大多数人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总是盯着自己看，总是探询意义，会造成压抑和分裂，而且过多的烦扰会消耗人体的能量，这不符合生物本能。即便那些经历大风大浪的人，或者生活发生剧烈变动的人，一旦双脚着地，也会转而寻求新的例行化生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极端的例证。有研究表明，那些被投入纳粹集中营的人，在经历痛苦和绝望之后，都会在潜意识里转而认同甚至主动配合集中营的规则和秩序——这并不仅仅是出于策略。
例行化生活是平庸的生活，但它能带来安宁和延续，这又是一种不可小觑的智慧。这种智慧有着生物化和大众化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由某个智者提出的，甚至不被智慧过人的精英人士所认可，但它庇护着所有人，不管你是否认为自己需要。海德格尔写过一篇哲学随笔《我为什么住在乡下》，透过他笔下的自然景观和乡间事物，我发现真正打动这位大哲学家的，正是那种由来已久的，甚至扎根永恒的例行常规。你看：“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
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验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源始而骏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的风暴一样。”他和那个乡间老太太的交往，深深感染了我：“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古老的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湮没的不少古字和习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83岁高龄，爬上高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那儿，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的聪明的报导。”还有一大段，我也忍不住转述：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姿态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里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质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的一如既往，不越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自相矛盾了。农民可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联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比如那些滑雪者）在村子里，在农民家里，行事往往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几百年来关于民风民俗的博学炫耀所能破坏的还要多。”在永恒的例行常规面前，大哲学家的贡献，也只是发现这本应该为全部人类所敬拜的无形，并转创为思想和文字，再用自己的声名传播了它。
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尽管卑微无名得像草木一样枯荣，但在这个患有“速度饥渴症”和“改革强迫症”的时代，他们的自然从容，他们的平静适意，都具备感染和启示我们的深刻内涵。不要以为我在赞颂所有的例行化生活。今天，经过几个世纪累积叠加的发展，永恒的例行常规遭到了巨大破坏，我们失去了对隐藏在自然和宇宙中无形力量的敬拜，失去了对土地的依附，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无需计算的交往，甚至连享受健康的食物和空气也成了奢望……这都是需要认真估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例行化生活，一定是病态的、不可持续的，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并由此开始主体性建设。
作为社会学家的安东尼·吉登斯一直认为，社会学专属于现代社会。这也意味着，他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反思性监控”是专门针对现代人而言的。在海德格尔曾经寄居的村庄，在我们记忆或理想中的乡村，永恒的例行化依然是一种生活实景，乡居之人放心地依归、遵循，无需监控和反思这种行为，就可以实现人生的平安幸福以及一代代人的生生不息。我们都曾参与摧毁这种生活。至少，是作为被动员的乌合之众而加入其中。如今我们已经尝到了苦果，但该有的普遍觉醒还远远没有到来，大多数人依然身处是非对错不分的狂躁中，或者陷入在是非对错难分的茫然中。这样的生活一旦例行化为一个坚固的壳，那将是窒息自由与生命的刑具。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危险，也不是所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都有行动的勇气。这需要启蒙和感召。
当“解放”一词不再激发革命热情的时候，它并没有丧失启迪每个人改善生活实践的价值。这既是个人的事业，也是社会的事业。现在提倡“社会治理”是好事，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可以实行治理，什么样的人具备参与治理的能力。不具体到个人“自治”，社会治理难免会成为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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