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为功，持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必将夯实普惠金融的基础，助推小微融资高质量发展。

□程瑞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金融领域，从发展普惠金融，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到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均需不断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支撑。《意见》强调，要以坚实的信用基础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解决融资难的关键所在

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在当前稳中求进的政策背景下尤其如此。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是世界性难题。难题的症结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对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而言，信用数据的缺乏、低效就是制约小微融资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小微融资具有三大“复杂性”——自我认知复杂、风险识别复杂、供需匹配复杂。

首先，自我认知复杂，体现在小微企业成长维度。中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周期约为2.5年，小微企业主普遍缺乏成熟的企业经营管理技能，经营风险呈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伴随的是小微企业主对于自身获得融资服务的需求往往不客观，期待通常偏乐观。风险认知复杂和需求认知复杂，造成了认知的偏差。

其次，风险识别复杂，具体就是信用数据的问题。小微企业普遍具有“三无”的特征，即无报表、无信评、无抵押物。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常用的风险识别方式是通过复杂的次级经营数据，甚至只能通过弱金融数据开展风控，具有动态的不确定性。小微企业能够提供的结构化信息在时间长度、指标广度和内容效度等方面都相对有限，借助传统风险管理手段难以准确评价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水平、发展前景以及资金使用效益，致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高企，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

最后，供需匹配复杂，体现在市场供需结构变化维度。小微企业在自我认知和金融机构风险识别问题共同作用下，形成供需结构性失衡。小微企业主认为自己理应获得高质量、低价格的融资服务，金融机构往往基于风险考量、成本考量，无法给予满足。大范围的无法满足后，造成市场层面的供需失衡，市场供需无法高效匹配。

虽然这些问题伴随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监管政策的积极引导、小微经营管理的日渐完善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是信用数据的结构性缺失，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仍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的关键。

健全信用体系建设

随着小微经济体活力释放，小微融资的多层次市场主体格局也在初步形成。

一方面，国有大行层面的头雁效应愈加明显；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呈现蜂群效应，主体数量最多，在普惠型小微贷款体系中占比份额最高，达到46%，是名副其实的小微金融体系主力军。此外，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单体供给能力相对不足，更多通过行内自建、合作共建等方式，与增信机构、助贷平台合作，形成市场合力。

《意见》提到，要创新信用融资服务和产品，扩大信用贷款规模。并鼓励银行创新服务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生态环保、外贸等专项领域信贷产品，发展订单、仓单、保单、存货、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这些政策导向将对小微融资市场格局的层次感、丰富性和覆盖度大有价值。

首先，银行机构可获得更丰富的外部数据接入，包括政府数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强化赋能银行机构的风控能力，消除信用数据层面的信息不对称。

其次，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断直连”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合规性风险已成为金融机构获取外部数据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此时，在《意见》的政策指引下，政府主导建设征信平台，以“有形之手”引导创新征信业务健康发展，可以遏制数据乱象，避免征信数据垄断，更好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起到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促进征信业务市场化有序健康发展。

最后，《意见》提出要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推广基于信息共享和大数据开发利用的“信易贷”模式，深化“银税互动”“银商合作”机制建设。此举将打破“信息竖井”“数据孤岛”，解决跨地域、跨政府部门有效获取并共享企业信用信息的问题。

建设开放共享的银行合作模式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普惠金融意义重大。从缺信息、缺信用到打通信用信息获取渠道、构建信用数据体系，将显著消除金融机构对待小微融资“不想贷、不敢贷、不会贷”的顾虑。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一味“等、靠、要”还是被动之选。在政策春风下，在全社会积极共建信用体系的同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积极拓宽思路、求是拓新，探索更开放共享的小微融资模式，应为当下的可取之道。

首先，在以国有大行发挥“头雁”作用的同时，需促进多元化、多层级市场主体间资源优势互补，保障中小银行服务属地化小微的市场定位，从而发挥市场能动性，在保证小微金融总量合理充裕的同时，有效防范集中性风险。

其次，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可积极探索“报团取暖”，实现银行间的开放共享。如山东城商行联盟模式，联盟为成员行提供核心业务系统、互联网金融系统、外联业务平台和大数据服务等，形成了批量城商行的共性化资源整合，解决了单一行资源不足、投入乏力的现实，通过共享提升服务小微企业的共性能力。

最后，银行可积极寻求与外部科技平台、助贷平台合作，把环节打开，将比较优势聚合，形成协同效应。如在风险增信方面与融资担保、保险公司合作，风险共担。也可在风控、获客、科技方面与金融科技平台合作，借助第三方资源禀赋，深入赋能融资各环节，提升风控和服务效能。

在行业性模式共建基础上，在《意见》指引下，若能建立健全覆盖全国、互联共享的公共信息数据库，强化数字化普惠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必将进一步夯实小微融资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根基，为小微融资各参与主体提供便利与保障。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