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包括央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和涉外金融机构。从金融体系的现有构成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这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特征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出发，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需要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和出发点。

　　不改变“财政决定货币”的现状，金融改革将收效甚微

　　中国金融业目前由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这六家银行的资产占商业银行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一家的资产占 GDP 比重都超过25%。这个格局使得银行通过向其他大型国企放贷即可轻松赚钱，而这些国企本身又主导着能源、交通、电信和大宗商品等行业。

　　此外，各级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着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因此，它能将要素价格压至均衡价格之下，能将利率压至自然利率之下，从而改变微观的投资回报，于是信用跟着回报走，中国的财政和准财政活动具有极强的货币创生性，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讲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笔者称之为“财政决定货币”。财政风险最后都转化为金融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首先，借贷主体均是政府机构(地产融资最终也是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其次，金融机构的高管很多都是政府任命的(官本位)。这导致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效率非常差。在固定的货币增长目标之下，肯定会把资金更多地分配到体制内软预算约束体系，支持业绩不佳的资产，进而降低资本利用的效率。

　　除非这两个现实改变，否则，金融改革将只是以不同名义对现状的延续。

　　改革者曾经相信，使外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并且有助于重塑中国经济。但最后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对抗体制的顽固性。2003年以开放促改革的银行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后发现只建立了一个形似健全的微观治理的“表”，但里子跟原来一样，甚至更糟，不然也不会有2009年之后的信用膨胀和后来的影子银行的繁荣。过去，改革者可能都有某种惯性思维，大层面的改革推不动，因为改不动，所以把门打开一点，更广一点，起到一个倒逼的作用，这种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改革者想推利率市场化，想支持经济转型，想让信用资源更多地支持私人部门的发展，但体制的异化作用造就了后来影子银行的繁荣，将更多的钱送到了平台和地产(银行逆向选择)，形成“一业兴旺百业枯”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