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企业家夜读》是一档面对企业家群体及关心、关注这个群体朋友们的阅读朗读节目。每周六、日晚八点，我们都会相聚在电波里。本期做客《企业家夜读》的，是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梓木。
王梓木，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1985年获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2010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处长、处长，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处长、副司长。1996年发起并组建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1月3日，获得首届“杰出社会企业家”奖。
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的演讲中，艾伯特·戈尔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一起走。”
在追逐私利的短期利益和力争集体的长远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无穷的矛盾，人性的故事往往也都离不开这些内容。正如马勒用欢快的调子作为乐曲的结尾一样，我相信，相比达尔文那“所有生物为了生存和繁殖都要持续进行殊死斗争”的传统观点而言，人类如今对于合作的强调也将为生命染上一层乐观的颜色。突变和自然选择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生命，我们还需要合作。在长达40亿年的进化历程中，合作是主设计师。
我建议，在达尔文写下的基本法则之外，再加上一条“自然合作”。合作能将生命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组织。通过创造新的特化机体、新的生态位和新的劳动分工，合作为丰富的多样性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合作让进化更富有建设性，更加开放。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攀上更高复杂度的进化阶梯，要么接受衰退甚至于灭绝的命运。尽管全球性危机愈演愈烈，但我们同样处于下一场社会组织大变革的转折点，这次变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个细胞、复杂细胞或者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我们对此已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鉴于我们社会的互联程度如此之高，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
我们是超级合作者。我们是地球上唯一有能力使用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亲缘选择这五种合作机制的物种。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将其运用得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做得更好。为了应对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将这些合作机制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美]马丁·诺瓦克 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
合作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基因性反应
为什么我要推荐《超级合作者》这本书？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合作的话题。我觉得公司在发展中两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司治理和公司文化，公司治理决定公司能活多久，公司文化决定公司能长多大。我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写毕业论文就想谈公司文化，写了7年才获得通过。后来我的这篇论文加上了一些实证性的内容，基于博弈论对公司合作文化的解析，出版了《公司合作文化》这样一本书。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超级合作者》。2019年，我在一个讲座上介绍了我关于公司合作文化的一些理念，当时有一位听众下来就给我推荐了这本书——《超级合作者》。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翻开就舍不得放下，觉得它好像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将整个视野拓展到人类乃至生物，甚至基因的层面。
最吸引我的就是，作者用生物学、数学这两个最有说服力和证明力的工具，论述了合作的本质和进化的过程。他不仅仅是从人类的角度，更是从动物、植物，整个物种的进化来研究合作关系。所以我才注意到，在植物、动物的发展中，不仅仅是达尔文的理念，胜者生存或者适者生存，还要合作生存，合作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强大。
比如像蚂蚁，单个蚂蚁没有智商，但它们合作起来能够战胜很多物种，以至于它们曾和恐龙并存于一个时代。到现在恐龙早就灭绝了，而蚂蚁还存在。蜜蜂也是一种合作的动物，我在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在山里养过两年蜜蜂，对蜜蜂的习性有一些了解。它们有干活的工蜂，还有雄蜂、蜂王，蜂王就是一个蜂箱的统治者。这些蜜蜂的分工能力非常高，合作关系非常明确。我们公司的文化叫做勤劳、合作、积累和奉献，就是一种蜜蜂精神。
人类是“超级合作者”，人类具有最强烈的一种合作能力、合作精神。特别是科技进步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像我们做企业的，合作者是我们的半条命，因为每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把所需要的所有的产品和科技全部完成。这种分工一定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多。
当前中国和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行动，我们看到一部分政客在互相攻击、甩锅，但是我们也看到科学家和企业家们在大谈合作，讨论着全球性的问题，共同攻关。现在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产业链回归的呼声，好像是给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带来一些杂音。但是我看了《超级合作者》这本书以后，对人类之间的合作更有一种坚信，因为它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基因性的反应，是挡不住、割不断的。
参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
1969年，我16岁，初中毕业，就下乡到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做知青，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年。当初下乡的时候，我一开始在连队大田割过麦子、打过井、脱过谷、养过猪，冬天伐木，夏天就是种地。后来干校全面发展，要更全一些，说咱们这小兴安岭山脉有很多椴树，是养蜜蜂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就问谁愿意报名去。我记得当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举手。后来我就和另一位五七战士，到黑龙江省延寿县买了40箱蜜蜂，用火车、汽车，最后是马车运到了我们在小兴安岭山麓下的那个养蜂场。当时在那里扎根，房子也是我自己用山上砍的树和泥盖的，那时候也没有玻璃，窗子就是两层塑料布。
我之所以愿意去养蜜蜂，就是因为这样我可以掌握我的全部时间，可以利用工作之余读书。那时候我就带着大量的书籍，包括《社会发展史》、党史，还把好几年《红旗》杂志都背去了，一篇一篇地读。白天养蜂，基本晚上都是读书时间，还是在油灯之下。虽然一切都要自己安排，很不容易，但是很充实。
1973年，我20岁整，因为看书看得多，柳河五七干校那时候也是培养干部的地方，需要培养一些年轻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结果我就被选中了。从那时我就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这些书。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连队辅导员，大家听不懂的，我们去给解释解释，后来就直接上了讲台当教员。
1975年，我从这里上了吉林大学，是工农兵学员。其实，那时候并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上哪个学校完全取决于这个学校的这个系，在这里是否有名额，我当时就是吉林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名额。经济学也是一个很严谨的科学，特别是有《资本论》这样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在那个时候能把《资本论》搞清楚，就很了不起了。
吉林大学毕业以后，我又被分配回了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省委党校的前身就是干校。我当时主要讲《经济学原理》，讲《资本论》一卷、二卷。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这都是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引入的一些国外经济学教材。以至于我离开了吉林大学以后，就下决心要考研究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大学学的东西并不多，中学也没好好上，连一个英语字母都没有学过。我说这学还没上够，就准备考研究生。当时最大的难处就是外语差，所以我考研究生考了三年才考上。
我还记得第一年考的是北京大学，第二年是中国社科院，第三年是中央党校。那时候党校的条件非常好，但是教员讲课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以马列主义为主导。像经济数学、经济史这些课程，我们是到北京大学去听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时我被分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研究室工作，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我觉得读了这么多书，我能当一个好教员，但我并不满足，我想再到实践中去，到政府机关去看看能不能再做点事情。
我在全国人大那时候经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个时期我们提倡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全国人大正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后来搞经济体制改革，我就想到一个更前沿的地方去。那时候国家经贸委刚刚恢复也在招收人，我就去了国家经贸委，在那干了不到两年，就被提为综合司的副司长。那时候就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我用精力最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调研，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由经贸委牵头，直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报告。当时我们组提出来了“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决议的时候，就把这部分给吸收进去了。到现在我们的企业改革还依然遵循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在前进，至今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觉得参与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信用
后来做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块，我觉得很有收获，就有一种冲动，我能不能组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呢？咱们也实践一把！从教员到官员再到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人生不能有一些变化呢？
那办什么样的企业呢？当时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最薄弱的是保险，保险公司太少了，就是人保、平安、太平洋三家，后来有了新疆兵团四家。我那时有一个造船理论，就是下海你不能扑通一声就闭着眼跳下去了，你得造条船，它是能开着的。所以相对来说，当时觉得金融还是一条相对稳定的船。
我当时下海要来做华泰保险的时候，去跟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辞职，然后汇报保险公司的筹备情况。他听着听着给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下海？第二，资本金从哪来？这前两句话我还能对付——第一，我要实践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这个股本金是从国有企业募来的，我是股份制，他们都愿意出钱入股。我记得我们当时筹了13亿元，那时候国有企业的利润全年500亿元。
听完之后，朱镕基同志就来这么一句话：“你以为国有企业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就不怕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我说，“这个问题我真回答不了”，因为当时也没去做，但是我有决心把企业办好，不辜负股东的要求。完了他就说，“希望你不要出事，想来找我。”这么一句。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说20多年过去了，我让这些入股企业的收入，从原来一块钱几乎翻到了20块钱，不但没有把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搞没，而且给他们创造了20倍的利润收入。
我们起初选择的是成立一家财产保险公司，后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不断转型，产险和寿险又重新融合到一起，所以成立了华泰人寿，后面又成立了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公募基金，从一个单一的产险公司发展成为一个集产险、寿险、资产管理和公募基金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保险集团。
华泰保险是中国唯一一家自成立起连续盈利并且分红的保险公司。早期的时候，我们也走过规模增长型的发展道路，快速做多保费，不计成本，最后发现是赔本赚吆喝。后来我们就提出，不能拿着股本金去做保费规模，首先得做好、做久，不能亏损。实际上我们就走上了质量效益型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这五年，我们的产险公司利用市场1%的份额，赚取了31%的利润，形成了当时行业里的“华泰现象”。
2020年一季度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们是比较早复工的，公司没有减薪、没有裁人，而且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员工培训，这就让恢复的时候组织能力建设立刻就能够发展起来。另外，也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战略奠定一些基础，开展业务销售。我觉得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信用，中国的保险行业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们坚持质量效益的发展底线，到任何时候它都会发挥作用。
向上而生，向善而行
我喜欢三个地方：一个是公司和工作；再一个家庭；第三个我比较爱好体育活动，特别是室外的体育运动，比如滑雪。我记得第一次滑雪是在瑞士达沃斯，但当时就是简单尝试了一下，后来真正滑雪就是在黑龙江亚布力开企业家论坛。第一次滑就把自己摔成重伤，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运动。运动不仅增加你的体力，还增加你的活力，甚至适度冒险也是企业家精神之一，特别是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不光是去开会，还去滑雪。在亚布力，我曾经连续五次拿过企业家滑雪比赛的冠军。
我们给亚布力论坛有一个定义——企业家思想交流的平台。企业家们在这里一起交流企业经营中的一些思考、经验、做法，从而起到互相启发的作用。几年前我就一直在倡导“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当时我在亚布力论坛发起了中国《社会企业家倡议书》，还获得了全国工商联的支持，来开会的企业家们都签了名，作为共同发起人。其实就是呼吁企业家追求社会价值，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我主张企业家们“向上而生，向善而行”。“向上而生”——就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使企业建立生态圈，建立价值链，来提高竞争力；“向善而行”——我们提出保险向善，科技向善，资本向善。这也是一个潮流，在现在的新商业文明时代，单纯的利己变成了相对的利他，竞争的逻辑会让位于共生的逻辑。今天企业只有有这样的着眼点，未来才能走得快、走得好。
传统的企业家以商业为目标，历史上企业的成长，初心一定是赚钱，后来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建立起使命感。在新商业文明时代，你就得考虑你的企业能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社会价值在哪？在疫情过程中，这么多企业家包括我们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投入抗疫中去？它的源动力在哪里？我觉得就是追求企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我认为这次疫情推动了新商业文明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合作的意识、动力在不断地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体现。
过去酒店纯粹是一个功能性产品，来了就是睡觉，但今天它其实是一个当地生活的承载体，它里面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所以有人做新零售，有人做亲子、社群的概念。比如新零售，我们叫零售走进客房，用如家优选APP，针对客人的爱好；比如数码用品、旅行装用品、礼仪性用品，让它能够跟客人有更直接的对话；比如情人节的鲜花、中秋节的月饼，在旅途中可以给家人、朋友选购；孩子开学了，要准备一些床上用品，酒店的枕头被单被套都是非常好的场景，直接就可以转化为我们说的这种新零售。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在研究酒店顾客积分的未来发展，正好看到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所以在广州成立了区块链积分的公司。现在我们的积分区块链的币已经出来，叫如玉。目前每天都有人去购买这个积分，买了以后可以免费兑换房间。区块链在积分上的应用，未来的前景我们比较看好。
我一直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与国民生活方式同行。在美好生活发展过程当中，不断把自己的产品品质、品味做好，更加看到技术的应用，更加看到消费者对娱乐、对游戏、对新事物的需求，帮助提升体验感。从整个酒店行业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边界更宽泛了。作为专业的酒店管理公司，要提供更加专业、更加好的服务。
